“住院部那边。”
“那各走各的。”
他这话说得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我看见周主任站在旁边，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礼貌地点了点头：“首长慢走。”
我跟老顾一起往外走，走廊不长，尽头是电梯间。他的步子不快不慢，皮鞋踩在瓷砖地上，声音清脆而有节奏。我走在他右后方，差半步的距离，这是我们之间习惯的位置，既不会并排显得太亲密，又不会落后显得太疏远。
电梯来了，他按了地下一层。门关上之前，我看见走廊那头周主任还站在原地，白大褂在走廊的日光灯下有点刺眼。
“爸。”
“嗯。”
“你心慌多久了？”
他没立刻回答。电梯在下降，数字从1跳到-1，那个过程大概只有三四秒钟，但我觉得很长。
“有一阵了，”他的语气很平淡，“不严重。”
有一阵了，又不严重。
他说的“不严重”，在我这里需要翻译一下。
老顾的语言体系里，“不严重”可能是“偶尔有点不舒服”，“没多大事”可能是“确实有点事但我觉得能扛”，“还好”可能是“不太好但我不想说”。
他这辈子学不会的一件事，就是如实描述自己的痛苦。不是逞强，是习惯。北京大院里长大的子弟，后来又当了兵，“喊疼”这件事从根上就没进过他的字典。
电梯门开了，地下停车场的光线灰暗，空气里有股混凝土和尾气混合的味道。他的车停在不远的地方，黑色轿车，擦得很干净。我送他到车旁边，他拉开车门，把文件袋放在副驾驶座上。
“你回吧，你那方案我昨晚看了，第三部分的修改方向是对的，但预备队的配置位置还要再斟酌，回头跟你说。”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坐进驾驶座，系好安全带。他的动作还是那么利落，但系安全带的时候右手顿了一下，可能刚才做彩超时那个姿势让肩膀有点僵。
“爸。”我弯腰，手搭在车门上，看着他的侧脸。
他转过头来，等我说话。
我想说“你以后别一个人开车来医院了”，想说“你那个‘不严重’我不太信”，想说“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但这些话到了嘴边，全都被他那个平静的、带着一点询问意味的眼神挡了回来。他不是不需要关心，他是不知道怎么接。你给他太多，他会不知所措。
“到家说一声。”
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然后他点了一下头，发动了引擎。
我关上车门，退后一步。他的车从车位里倒出来，尾灯亮了一下，然后往出口的方向去了。停车场的光线暗，他的车很快就融进了地下空间的灰白色里。
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捏着车钥匙。
地下停车场里很安静，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车轮碾压地面的声音。我慢慢走到自己的车旁边，没急着上车，靠在车门上，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家庭群里我妈发了一条消息，是一个菜谱，说今天试试新学的排骨做法。底下老顾回了一个“好”字。
这个“好”字在屏幕上安安静静的，跟他在超声科走廊里说“不严重”用的是同一种语气。
我盯了一会儿，把手机收起来，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以后没马上走，坐在驾驶座上发了会儿呆。
心律不齐，需要休息。
周主任说“问题不大”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老顾的表情，他没有如释重负，也没有担忧，就是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信息，然后开始想别的事情。
他脑子里大概已经在转了，今天下午还有个电话会要参加，明天有个演习方案要过，下周要去下面部队走一趟。“好好休息”四个字，进了他的耳朵，大概只停留了零点几秒，就被其他事情挤出去了。
我能怎么办？
我管不了他，这是实话。在家里我妈能管他穿多少衣服、吃什么药、几点睡觉，但那些真正消耗他的东西，那些文件、那些会议、那些压在他肩膀上的担子，谁也管不了。他自己都管不了。不是不想管，是他觉得那些东西比他自己的身体更紧急。
车从地下车库开出来的时候，阳光一下子涌进来，晃得我眯了一下眼睛。外面是这座城市周六上午的光景，梧桐树的叶子黄了大半，路上人不多，一个老太太推着婴儿车慢慢走过斑马线。
我想起老顾刚才掏手机看时间的那个动作，左手，右手始终垂着。想起他在电梯里沉默的那几秒钟，想起他在超声科走廊里一个人递单子的背影。
他说“到家说一声”。
我拿起手机，没有等到家，现在就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爸，到家了跟我说一声。还有，周主任说的药，别忘了去拿。”
消息发出去，显示已读。
过了一会儿，他回了一个字：“嗯。”
我看着那个“嗯”字，忽然想起我妈以前说过的一句话。她说你爸这个人啊，你让他说一句“好”已经不容易了，你还指望他多说点什么？
我把手机放在副驾驶座上，踩下油门，往大院的方向开。
到家再说吧，到家了我亲眼看看他，看看他那个“不严重”到底有多严重。顺便把那瓶新开的降压药塞进他书房的文件堆里，他每次都会忘记按时吃。
这次我要亲眼看着他吃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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