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个习惯，我不知什么时候也长在了身上。
第一次下到装步一营是三连的夜训，我到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天已经黑透了，训练场上的灯光打出一片昏黄的区域，几辆步战车正在搞夜间登车训练。三连连长看见我愣了一下，跑过来敬礼，我说你练你的，我看我的。
我站在训练场边上，看他们一遍一遍地登车、就位、检查装具、报告情况。有个兵第三次登车的时候脚滑了一下，膝盖磕在车体上，闷响一声，他没吭声，爬起来继续完成动作。
我把三连连长叫过来，问那个兵叫什么名字。他说叫刘宇恒，列兵，今年刚下来的。我说把他膝盖看了，明天去卫生队检查。连长说已经让他去看过了，他不去。我说你告诉他，这是旅长的命令。
第二天我在旅部食堂吃早饭，三连连长打来电话说刘宇恒膝盖没事，就是青了一片。我说让他歇两天。连长顿了一下，说旅长，他不肯歇。我说不肯歇也得歇，告诉他歇完了归队，演习名额给他留着。连长沉默了两秒，说好。
这种事放在以前，我可能不会这么细。但老顾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带兵不是管数字。
一个旅，几千号人，每个兵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伤、自己的倔强。你看见了，你问了，你记住了，这个兵就知道自己不是花名册上的一个格子。老顾当团长的时候，能叫出全团每一个士官的名字。我做不到他那个程度，但我至少可以让我手底下的兵知道，旅长在看。
后来的两周里，我跑遍了每一个营。装步二营的实弹射击我连着看了三天，从上午盯到黄昏，耳朵被枪炮声震得嗡嗡响，晚上回到旅部杨浩跟我说话我得侧着耳朵听。
坦克营的战术协同我去了四趟，坐在指挥车后面看他们拉队形、打配合，看完以后把营长副营长叫到沙盘前面，一个一个点位复盘。炮兵营、侦察连、工化连、修理连，一个没落。
最晚的一次是在侦察连，他们搞夜间渗透训练，从晚上十点拉到凌晨四点，我就跟着他们的指挥组在野地里蹲了六个小时。山里的秋夜凉得刺骨，呼出的气都是白的。
侦察连长姓秦，是个精瘦的四川人，蹲在我旁边，一开始还很紧张，后来发现我确实不打算走，就放开了，拿着夜视仪一边观察一边跟我讲他们这次搞的新战法。
凌晨三点的时候，几个侦察兵从“蓝军”阵地的侧后摸上去了，动作干净利落，秦连长兴奋地拍了一下大腿，转头想跟我说什么，发现我正在揉膝盖，在地上蹲太久了，关节僵了。他愣了一下，我说没事，你继续。
那天凌晨开车回旅部的时候，天边已经开始泛青了。我握着方向盘，脑子还是清醒的，但眼皮在打架。手机亮了一下，是杨浩发的微信：“你明天上午的会我帮你推到十点了，你先睡。”我回了个“收到”，想了想又加了句“谢了”。
回到家已经是凌晨四点半，我轻手轻脚地开门，客厅灯暗着，但我妈的房门底下透出一线光，她大概又没睡踏实，在等我爸回房间休息。我换了鞋上楼，经过书房门口的时候，看见老顾书房的灯也亮着。门虚掩着，一线光漏出来，落在地板上像一道细细的金线。
他在家，但他也没睡。
我站在原地，手抬起来想敲门，又放下了。
不是因为不敢，是因为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我这些天起早贪黑地扑在演习上，觉得苦觉得累，觉得自己已经拼到了极限。可老顾呢？他当了一辈子兵，从排长干到战区司令，熬过多少个这样的夜晚？他把我妈一个人扔在家里等门，等了多少回？
第二天早上我醒的时候已经八点半了，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全是林峰的。我回过去，他说一营的装备检查出了点小问题，已经解决了，我说我马上过来。
挂掉电话，我走出卧室，看见餐桌上放着一个保温盒，里面是两个包子一碗小米粥，旁边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我太熟悉了，工整但没什么笔锋，是那种拿钢笔写英文写惯了的人写中文的样子：“粥凉了的话自己热。楼下冰箱里有你昨天没吃的晚饭。妈”
我把纸条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笔迹不同，硬朗得多，一看就是拿批文件的笔顺手写的：“防空营的预案我看了一眼，方向对，细节再磨。老顾。”
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餐桌前，看了好几秒。
然后我把粥热了，吃完包子，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出门上车。
到旅部的时候正好十点，杨浩已经把小会议室的投影仪打开了，墙上投着演习区域的卫星地图。林峰端着一杯浓茶，眼圈发黑但精神头很足。作战科的几个参谋在角落里低声交流数据。我走进去，拉了把椅子坐下。
“开始吧，”我看着前面说，“防空营的预案，再磨一遍。”
杨浩看了我一眼，大概是从我的语气里听出了什么，没多说，拿起激光笔走到地图前面。
窗外，操场上又响起了喊杀声。秋阳高照，落在训练场上那些年轻士兵的钢盔上，一闪一闪的。
我想到那天凌晨从侦察连回来，在黑暗的客厅里看见书房门缝底下的那线光。
老顾在那边批文件，我在这边搞演习。我们各自熬着各自的夜，各自打着各自的仗。但我知道，他也在看我的方案，哪怕只是“看了一眼”，哪怕只是在纸条背面写八个字。
这场演习，我一定拿下来。
不是给他看，但也想让他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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