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老顾，他不会喊口号，他只会把事实摆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想。你想明白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现在，又一场演习来了。
我放下文件，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雨。秋雨落在楼下的操场上，跑道湿漉漉的，远处训练场上还有几个连队在冒雨练战术，喊杀声穿过雨幕，隐隐约约地传上来。那几个连队是我们的兵，旅里的兵。下个月他们就要拉到演习场上，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蓝军过招。导演部是上面的，蓝军也是上面的，这次没有主场优势，没有熟悉的套路，一切都要靠临场应变。
这是老顾一贯的风格，他从来不给下面的部队“喂饭”。这个词是他自己说的，原话是“演习不是喂饭，不用嚼碎了给你。上了战场，敌人不会告诉你他在哪里等你。”
杨浩走到我旁边，把一杯热茶递给我：“我说旅长啊，这趟活儿不轻。你爸，你家顾司令他老人家是真不心疼你。”
我接过茶杯，笑了笑没说话。
他不心疼我？
这句是玩笑话，但他同样心疼着另外的东西。他心疼的是这支军队能不能打赢，心疼的是这些兵上了战场能不能活着回来，心疼的是老百姓把儿子交到我们手上，我们还给他们的时候，是不是一个更好的年轻人。
这些他都不说，他只是在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差不多可以了”的时候，再往前推一步。你觉得累了，他推一步。你觉得够好了，他推一步。你觉得这下总能歇了吧，他再推一步。推到后来你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了这么远。
窗外雨声淅淅沥沥，我把茶杯搁在窗台上，转身对杨浩说：“通知下去，明天早上八点，全旅营以上干部开会。”
“收到。”
我又看了眼桌面上那份红头文件，纸面上那些铅字背后，我仿佛看见老顾坐在战区机关那间办公室里，面前摊着这份同样的文件，右手握着笔，左手按着纸张，表情严肃而专注。
他是不是在想，这也许是他任内最后一场大演习了？
我不知道，但这个念头忽然就冒上来了，像秋雨里钻进领口的一滴凉水，不大，但让人一激灵。
我深深吸了口气。
不管他退不退，不管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只要他还在位一天，只要这场演习还由他来主导，我的任务就是把这场仗打好。不是给他看，是给他争气，也给自己争气。
我拿起文件，走出了会议室。走廊尽头的窗外，雨还在下，操场边上的白杨树叶子落了一地，金黄的铺在湿漉漉的跑道上。远处有兵在喊口令，一声声穿透雨幕，整齐而有力量。
命令下达后的第三天，我们旅进入了临战状态。
不是真要打仗，但对我而言，这次演习的分量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斗。我在全旅干部大会上没有讲太多，只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任务概要，第二句是时间节点，第三句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散会的时候，杨浩走在我旁边，低声说了句你刚才那个表情跟你爸一模一样。我没接话，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在老顾脸上见过那种表情太多次了，不是严厉，是把自己逼到墙角的那种专注。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时间被切成三块。一块在会议室，一块在训练场，一块在去训练场的路上。
杨浩负责作战方案的精雕细琢，林峰带着作训科下到各营连搞摸底考核。我们三个人经常开会到凌晨，旅部小会议室的灯成了大院里熄得最晚的一盏。窗户外面，营区的路灯一排排亮着，再远处是黑沉沉的操场，更远处是沉默的山影。
杨浩有一次半夜两点推开面前的沙盘，揉了揉眼睛，说老顾，你说咱们图什么。我说图什么你心里没数？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我当然有数，就是腿站麻了。林峰在旁边接了一句，说等你站到司令那个年纪腿还是麻的，就说明你干对了。
他们俩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副旅长，跟了我这些年，知道什么时候该紧什么时候该松。这种默契不是一天两天养出来的，是一起熬了无数个夜、一起挨了无数次批、一起在演习场上狼狈不堪又互相撑着走下来之后，才有的东西。
我有时候坐在会议室里，看着他俩对着地图争得面红耳赤，一个说蓝军不可能走这条线，一个说蓝军指挥员又不是你你凭什么替人家打包票，争到后半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一起泡方便面吃，边吃边接着争。那个画面让我想起老顾说过的一句话：“搭档吵得最凶的时候，往往是最好的时候。”
方案改到第五版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不下去看，心里不踏实。
不是不信任下面的营连长。
我们旅的干部底子不差，这次演习任务一下来，各营连都在动。
但我需要亲眼看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战士的状态，就像老顾每次下来视察，从来不坐在会议室里听汇报，而是直接走到训练场边上、走到车场里、走到炊事班灶台前面，用他自己的眼睛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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