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联手吐蕃、回纥等部落举兵反叛，直逼长安，一时间局势紧张到了极点，仿佛大唐的末日即将来临。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这场叛乱持续太久。仆固怀恩突然暴病身亡，叛乱也随之烟消云散。
在这场动荡中，有一个人的眼神始终冷静而深邃，他就是田成子。他默默地观察着时局的变化，从朝廷的动荡到各地的叛乱，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几年前大唐的种种变故让他对朝廷的敬畏之心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鄙视与蔑视。
此时的唐朝政府早已失去了对各地方镇节度使的全面控制，那些曾经效忠于朝廷的节度使们如今各自为政，成为了地方上的土皇帝。唐朝的统治力日益衰弱，藩镇割据的局面愈发明显。
田成子深知一个类似东周末年春秋诸侯争霸的时代即将到来，而他正是这场即将到来的乱世中的一位重要角色。他手握魏博节度使的重权，管辖着魏、博、贝、澶、相、卫等六州。
这里位于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一个相对富饶的藩镇。田成子对魏博的硬件条件充满信心，他决心将这里打造成一个诸侯霸主之地。
于是，他开始了秘密的准备。
他暗中扩充军备，加强城防，同时加重赋税，以筹集更多的军费。他还对魏博境内的各州县官员进行了全面的洗牌，自行任命了一批忠诚于自己的官员。
这些官员不仅负责治理地方，还负责收取赋税，完全不再理会唐朝政府的命令。几年下来，田成子的手中已经有了一支10万人的常备军队。
为了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实力，他还在军中挑选了1万名强壮的魏博当地人，组成了自己的亲兵部队——衙兵。这支部队负责保护他的安全，是他最可靠的依靠。
此时的田成子已经俨然成为了魏博的土皇帝。他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对魏博的百姓和官员呼来喝去，他的野心和欲望也在不断地膨胀着。他开始谋划着更大的阴谋。
公元773年，田成子终于开始了他的又一次表演。他没有选择出兵叛乱这种直接而粗暴的方式，而是选择了修祠堂这种看似温和，实则极具挑衅意味的做法。
他修建的祠堂并不是为了祭祀自己的祖先或者神明，而是为了祭祀安禄山、史思明、史朝义这三位曾经给大唐带来深重灾难的叛贼。
他还为这个祠堂取名为“四圣祠”，以此向世人昭示他的叛逆之心。
此举一出，整个唐朝都为之震惊。
为大逆不道的安史叛贼修祠堂，这简直是对大唐皇权的公然挑衅和侮辱。田成子此举无疑是在玩火，他可能会因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
他就是要让朝廷难堪和发怒。而朝廷方面对于田成子的挑衅行为确实感到愤怒无比。唐德宗内心恨不得将田成子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但他却无计可施。
此时的唐朝政府已经连田成子都打不过了，要想消灭他，必须依靠其他藩镇的帮助。
然而，考虑到连年战乱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国力衰微，唐德宗只能选择对田承嗣妥协和宽容。田承嗣再次赌赢了。
他不仅没有被朝廷惩罚，反而被任命为检校左仆射、守太尉等要职。为了安抚他，唐德宗还下令将魏州升格为大都督府，并任命田承嗣为长史。
同时，唐德宗还将自己的女儿永乐公主嫁给了田承嗣的儿子田华，以此来巩固双方的关系。
田承嗣的人生达到了巅峰。他不仅是魏博的土皇帝、节度使，还是朝廷的宰相，皇帝的亲家。他的人生似乎已经圆满了，没有什么再值得他去追求的了。
然而，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田承嗣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反而变得更加嚣张跋扈、桀骜凶残。
公元775年，昭义兵马使裴志清在田承嗣的引诱下发动叛乱，驱逐了节度使薛嵩，并恢复了田承嗣的势力。
田承嗣趁机出兵攻打相州，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唐德宗被田承嗣的挑衅行为激怒，忍无可忍，派遣使者前往魏博，告诫他不要擅自出兵。
但田承嗣却置若罔闻，继续发兵猛攻，很快占据了相州四州之地。
唐德宗愤怒到了极点，他很想亲自率领大军攻打魏博，消灭田承嗣。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他手中无兵可用，根本打不过田承嗣。
此时，与田承嗣有矛盾的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联合上书，请求出兵攻打田承嗣。唐德宗看到了机会，他迅速集结了九路节度使的军队，向魏博进发。
九路大军围攻魏博的战况异常激烈。田承嗣虽然面临着强大的敌人，但他并没有选择硬碰硬。他深知凭借魏博的力量无法与九路大军正面抗衡。
因此，他选择了使用计谋。他先是利用淄青节度使对魏博的觊觎之心，迫使其停止进军；然后又成功挑拨了成德和卢龙之间的矛盾，导致双方爆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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