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份永远也做不完的报表，耳朵却不由自主地捕捉着茶水间的闲谈。那是财务部的小张和行政部的李姐，她们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在这死寂的午后，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
“听说了吗？咱们市场部那个陈致远，就是四十一岁还没结婚的那个……”李姐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混合着同情与幸灾乐祸的调子，“被他那小女友骗惨了。”
我的手指在键盘上停顿了一下。
小张倒吸一口气：“怎么骗了？他不是前阵子还到处炫耀，说女朋友要开店，他帮着张罗吗？”
“张罗？”李姐嗤笑一声，“何止是张罗。贷款五十万——整整五十万啊！全砸进去了。那女孩叫什么来着？林倩？对，林倩。让陈致远出去收什么水果，说是货源要亲自把关，这一走就是九个月。结果你猜怎么着？”
我的心不知为何提了起来。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十一月了，这座城市总是这样，一到下午就阴沉得让人喘不过气。
“等他回来，”李姐的声音更低了，带着那种分享惊天秘密时才有的颤抖，“那姑娘肚子都大了。六个月了，明晃晃的。”
小张“啊”了一声，短促而尖锐。
“陈致远问孩子是谁的，你猜林倩怎么说？”李姐顿了顿，像是在品味这个瞬间，“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的笔从指间滑落，“啪嗒”一声掉在桌面上。茶水间里传来小张难以置信的抽气声：“天哪……这……这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就是说啊！”李姐的声调扬了起来，“陈致远当时就崩溃了，在出租屋里砸东西，邻居都报警了。他说那姑娘嘴里没一句实话——开店的钱说是借，其实是哄着他出的；让他出去收水果，根本就是支开他。最可笑的是，那姑娘平时总‘大哥哥、大哥哥’地叫，叫得陈致远晕头转向。他自己后来跟朋友哭，说就是在这声‘大哥哥’里迷了心窍，找不着北了。”
我闭上眼，眼前却浮现出陈致远的模样。高高的个子，有点驼背，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总是慢吞吞的。在公司年会上，他腼腆地唱过一首老掉牙的情歌，灯光打在他稀疏的头发上，反射出一点点油光。那时我们还在底下窃窃私语，说这老陈终于开窍了，知道在年轻女孩面前表现自己了。谁能想到呢？
“那钱呢？五十万呢？”小张追问。
“林倩倒是给他写了张借条，五十三万多，连本带利。写完第二天，人就不见了。电话拉黑，微信删除，租的房子也退了。”李姐叹了口气，这次是真的带着点同情了，“陈致远现在到处找她，工作也快保不住了，整天魂不守舍的。昨天我还看见他在楼道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眼睛都是红的。”
茶水间陷入短暂的沉默。然后小张轻声说：“四十一岁了，怎么还这么……”
“傻？”李姐替她说完了，“可不是傻么。但话说回来，那林倩也真够狠的。你说她图什么？就图这五十万？那肚子里的孩子又是怎么回事？”
她们的对话渐渐转向了其他八卦，我的心思却飘远了。不是飘向陈致远，而是飘回了我的老家，那个长江边上的小村子。我想起了春秀婶子，想起了她的女儿小雨，想起了一些被岁月尘封的、带着苦涩味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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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我回了一趟老家。母亲在电话里说，老屋的屋顶漏雨了，得找人修修。其实我知道，她只是想我了。父亲去世得早，她一个人守着那栋两层小楼，守着满院子的桂花树，守着我那些早已不翻的旧课本。
村子还是老样子，只是更安静了。年轻人都走了，去城里，去远方，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春秀婶子家就在我家隔壁，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能看见她家院墙上爬满的枯萎的丝瓜藤。
“小颖回来啦？”春秀婶子正坐在门口剥豆子，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了下去。她老了很多，背佝偻得像只虾米，头发白了一大半，胡乱地扎在脑后。我记得她年轻时不是这样的，她曾是村里最俊俏的媳妇，嗓门亮，干活利索，爱穿碎花衬衫，走路时两条乌黑的大辫子在身后甩啊甩的。
“婶子。”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的小板凳上坐下，顺手帮她剥豆子。
“你妈在屋里做饭呢，说要做你最爱吃的粉蒸肉。”春秀婶子笑了笑，嘴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还是你好，常回来看看。我家小雨……唉。”
小雨是她的独生女，比我小五岁。小时候总跟在我屁股后面“姐姐、姐姐”地叫，摘了野花要送给我，抓了知了也要让我看。她有一双特别亮的眼睛，看人时忽闪忽闪的，像是会说话。
“小雨……最近有消息吗？”我小心地问。
春秀婶子手上的动作停了停，几颗青豆从她指缝间滚落，在地上跳了几下，不动了。“上个月寄了五百块钱回来，没说在哪，也没留电话。汇款单上就一个打印的名字。”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人心慌，“她爹死得早，我一个人把她拉扯大，供她读到高中。她成绩好啊，老师都说她能考上好大学……可后来，怎么就变成那样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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