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通，那些大人们明知道自己养不起孩子，为什么还要生。
在我上小学的第二年，我的养父和养母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一个男孩。
养父抱着那个皱巴巴的婴儿，笑得合不拢嘴，眼角挤出了深深的褶子。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围在床边，养母低头喂奶，养父用手指逗弄弟弟的小手，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们身上，像一幅温馨的画。
而我在这幅画之外，亲眼看到了，原来真的有人一出生就会得到爱。
弟弟满月那天，养父养母在院子里摆了酒席。
尽管这个家需要靠每天做手工零活来补贴家用，但满月酒没省，不但没省，还办得很体面。
院子里支起了好几张圆桌，铺上一次性桌布，摆满了花生瓜子糖果饮料。
亲戚朋友们陆陆续续来了，手里提着红包和礼品，进门就说“恭喜恭喜”。
养父穿着一件新衬衫，站在门口迎客，脸上的笑就没断过。
那天，我的亲生父母也来了。
他们带着我的两个姐姐，从三轮车上下来，手里提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
我正蹲在院子角落里帮养母择菜，看到他们走进来，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
养父推了推我的肩膀，说：“沐也，叫人啊。”
我站起来，低着头，小声喊了一句：“伯伯好，婶婶好。”
那个面相忠厚老实的男人，我的亲生父亲，他走过来，揉了揉我的脑袋，笑着说：“沐也，都长这么大了，越来越漂亮了。”
他的语气很亲切，但那种亲切是和夸别人家孩子一模一样的亲切。
他说着和别人一样的客套话，客套得就好像我真的只是亲戚家的孩子。
然后他就马上转身，对着养父连声道喜。
他嘴上说着恭喜，但眼神里藏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后来我才明白，那叫羡慕。
他是真的羡慕养父生了个儿子。
那种羡慕，比他嘴上说的恭喜要真诚得多。
大人们在院子里喝酒吃菜，碰杯声、笑声混在一起，热闹得很。
我帮着端了几趟菜，又收拾了一轮用过的碗筷，忙完之后没有上桌，而是蹲回了堂屋的墙角，继续埋头做纽扣。
以前我觉得捏纽扣挺好玩的，把两片半成品对在一起，拧上胶水，压紧，咔嗒一声，一颗纽扣就做好了。
做满一小堆，看着还挺有成就感。
而且做完一袋能拿到五毛钱，攒起来就可以买到小小的满足和短暂的快乐。
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厌烦这件事了。
手指酸得伸不直，指甲缝里嵌着发硬的胶水，眼睛盯到发疼。
更重要的是，我做纽扣不再是为了那五毛的零用钱了。
我做纽扣，更像是在证明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价值。
看，我能干活，我能赚钱，我不是白吃白喝的。
在这个家里，我没有归属感。
我觉得自己从养父养母那里得到的每一口饭、每一件衣服，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必须用劳动来交换，用乖巧来换取，用不停地做纽扣来证明自己值得成为他们的孩子。
我正低着头机械地重复着那几个动作，忽然有人走到我面前停下了。
我抬起头，看到大姐和二姐站在我面前。
大姐手里抓着一把糖，递给我说：“沐也，别做了，休息一下。”
我摇了摇头，“我牙疼，不能吃糖。”
她们没有走。
大姐拉了一张小板凳在我旁边坐下，二姐也跟着坐了下来。
然后她们伸出手，从我面前的袋子里拿起半成品纽扣，开始帮我一起组装。
我愣了一下。
她们的动作很熟练，甚至比我还要快。
我看着她们的手指，指腹上也有和我一样的胶水印子，指甲边缘也有干裂的倒刺。
“姐姐，你们在家也做这个吗？”我问。
大姐没有抬头，一边做一边说：“每天都做，我和胜男的学杂费都是用纽扣赚来的。”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我们三个人坐在墙角，低着头，手指不停地动着。
气氛有些僵硬，没有人说话，只有咔嗒、咔嗒、咔嗒的声响此起彼伏，像三台机器在同时运转。
过了一会儿，大姐又开口了，声音很轻：“沐也，你在学校里成绩好吗？”
我摇了摇头：“我脑子很笨，从来没考过一百分。”
二姐接过话头：“那你考不好，叔叔阿姨会打你吗？”
我又摇了摇头：“他们从来不管我考几分，也不会打我。”
二姐听了，居然说：“真羡慕你，那你当叔叔阿姨的孩子还挺幸福的。”
我愣了一下。
大姐瞪了二姐一眼，然后转过头，语气放得更柔和了一些，对我说：“沐也，不管怎么样，你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
成绩好，叔叔阿姨总会更喜欢你一些。”
我低下头，看着手里那颗还没拧紧的纽扣，说：“不会的。以前不会，现在他们生了弟弟，就更不会喜欢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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