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从小面馆出来，穿过马路回到“楚天科贸”。江春生没有马上坐下，而是走到窗前，透过玻璃看着楼下207国道对面那一排各色各样的一层小店铺——“刘记小饭馆”的招牌被油烟熏得发黑，“便民杂货铺”门口堆着几箱汽水和啤酒，隔壁的修车铺门口蹲着一个师傅正在补轮胎。这些小店门面简陋，但生意都不错，中午时分进进出出的客人络绎不绝。
“县指挥部这个月底就要启动拆迁了。”江春生指着对面那一排店铺，语气里带着几分感慨，“这排门面房都在道路拓宽的红线以内。这家‘刘记小饭馆’，我们刚才还在里面吃面，过不了多久就要没了。还有那个修车铺，那个杂货铺，都得搬。”
于永斌走到他旁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眉头微微皱起，“种子公司这边呢？应该拆不到我们这里吧？”
“这边拆不到。你们这边的门面房在红线外——道路加宽是从路中心线往两侧各扩十二米，你们这边刚好在红线外面。不过门前这片场地要被占用八米多，以后停车就不方便了。”江春生说着在沙发上坐下来。
于永斌正要接话，忽然一拍脑门，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对了！你们工程队负责北边那段路面施工的是景康义吧？他这个人好不好打交道？”
“是景康义，桥涵组组长。老工程人了，做事讲规矩，人不难说话，就是性格比较耿直，不喜欢绕弯子。”江春生接过茶杯，“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
“还不是为了修路的事。”于永斌在沙发上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襄松桥往北那一段拓宽，要占用我们凤台村的一部分农田。前两天乡里汪乡长专门来找我，谈了田被征掉以后怎么补偿的事。那一条边将近八百米，涉及到三户村民的地，总共十点零五亩。现在的问题是，这三家的地被征走以后，村里拿不出其他土地来调剂给他们了——我们村本来耕地就少，这几年修路、建厂、盖房子，这边占一点那边占一点，机动地早就分完了。”
他放下茶杯，掰着手指头数，“地是县指挥部征用的，按规定要给补偿。但县里现在财政紧得很，拿不出现钱来。县里面就想了个变通办法——给你们公路段三个招工指标，让这三家各出一个年轻人到你们段里当正式工。用招工指标抵征地补偿款。”
“三个招工指标？”江春生皱了皱眉，“这在征地安置里也不算少见。去年四新渔场不就是用土地换安置费的嘛。”
“问题是这三家的情况不一样。”于永斌用手指在茶几上重重地敲了两下，“前两家都没问题——一家有个初中毕业在家待业的小儿子，一家有个刚结婚还没找工作的儿媳，都符合招工条件，也都愿意去。但第三家就很麻烦了。”
“怎么个麻烦法？”
“第三家姓黄，老两口都快六十岁了，三个女儿全部已经出嫁，户口都迁走了。家里现在就只有两个半大老人，没有年轻人可以去当工人。就算公路段愿意放宽年龄限制，让老黄自己去上班——他今年五十八了，身体又不好，风湿病严重的时候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去了也干不了什么活。人家公路段又不是养老院，招的是工人，不是病号。”于永斌越说越头疼，“老黄倒是不傻——他知道这个招工指标对他们家来说就是一张空头支票，兑不了现。所以他提出把指标转让出去，按土地一年收入的十倍折算成现金。他们家的地一年纯收入大概六百出头，一亩多地折下来差不多要两万块钱。他说谁给他两万块，就把指标转让给谁，让他签字他就签字。让我给他做主，想办法把这件事解决了。否则他就不在征地协议上签字。”
于永斌说到最后，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靠在沙发背上揉了揉太阳穴，“老弟，你给我评评理——你们公路段又不是什么好单位，风吹日晒雨淋的，一个月工资也就百来块钱，跟我们种地的农民差不多。谁愿意掏两万块钱出来买一个养路工的岗位？两万块够在城里买半套房子了。你说这是不是个麻烦事？”
江春生端着茶杯，沉默了一会儿。于永斌的难处他能理解——作为村支书，既要推动国家公路建设的征地工作，不能因为一户人家耽误了整个工程；又要维护村民的合法利益，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两头一夹，中间的滋味不好受。可是这件事他确实帮不上什么忙，公路段的招工政策不是他能左右的，两万块钱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老哥，你是一村之书记，算是一方父母官，这事再麻烦也得把它摆平了。”江春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语气不急不缓，“村民要得到妥善安置，国家和政府的公路建设不能受阻，这可都是你村支书分内的职责。这三户人家不管有什么特殊情况，你都得想办法一个一个解决好。老黄那边嘛，实在不行你帮他找找有没有愿意接这个指标的人——虽然希望不大，总得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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