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按下开关，收音机里传来“咿咿呀呀”的京剧声时，张大爷突然红了眼眶，他凑过去，耳朵贴在收音机上，听了好一会儿才说：“就是这个声，跟以前一样。”他掏出钱包要付钱，我推辞说不用，他却执意塞给我五十块，说：“小伙子，这不是钱的事，你帮我把老婆子的声音找回来了，谢谢。”后来我才知道，张大爷每天晚上都会打开收音机，听着里面的戏，就像老婆子还在身边一样。
我开这家店，一半是因为喜欢老东西，一半是受爷爷影响。爷爷退休前是钟表厂的修理工，一辈子跟齿轮、发条打交道，厂里的人都叫他“王师傅”，说他修钟的手艺是厂里最好的——再难修的钟，到他手里，摆弄几天就能“滴答”走起来。我小时候常跟着爷爷去厂里，厂房很大，里面摆着一排排待修的钟，有座钟、挂钟、还有小巧的怀表，机器的轰鸣声里，总能听见爷爷的声音：“小李，这个齿轮齿数不对，换个新的。”“老张，发条别上太紧，容易断。”爷爷修钟的时候，总是很专注，眼睛盯着零件，手上的动作又快又准，我就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看他拆零件、洗零件、再重新装起来，有时候他会给我一颗小齿轮，让我拿着玩，冰凉的金属在手里转来转去，我觉得比玩具车还好玩。
家里的抽屉里全是爷爷攒的小零件，用铁皮盒分门别类装着，每个盒子上都用铅笔写着标签：“1987年上海牌手表齿轮”“1992年闹钟发条”“1995年怀表游丝”。有次我问爷爷，这些零件都没用了，为啥还留着，爷爷说：“都是修过的物件上拆下来的，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就算用不上，看着也踏实。”他还跟我说，“1987年上海牌手表齿轮”是修给一位老教师的，那位老师的手表戴了二十年，齿轮坏了，到处都找不到配件，最后找到爷爷，爷爷翻遍了库房，才找到这个齿轮，修好后老教师非要给爷爷送锦旗，爷爷推辞了好久才收下。
小时候我总偷摸翻爷爷的零件盒，有次趁爷爷不在家，我把他修了一半的闹钟拿出来，想看看里面的齿轮怎么转，结果一拆就收不住了，零件掉了一地，有小齿轮、螺丝，还有一根细细的发条，我慌了，怕爷爷骂我，赶紧把零件往抽屉里塞，结果不小心把发条弄断了，我吓得躲在衣柜里，捂着嘴不敢出声。爷爷回来后，看见桌上的零件，没生气，只是喊我：“小子，出来吧，躲在衣柜里不闷吗？”我慢吞吞地走出来，低着头准备挨骂，爷爷却蹲下来，拿起地上的零件，笑着说：“没事，咱们一起拼，正好教你认认齿轮。”
那天我们拼到半夜，客厅里的台灯亮着暖黄色的光，爷爷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镊子，一点点把零件拼回去。他教我认齿轮的齿数，说：“你看，这个齿轮有12个齿，那个有24个齿，齿数对不上，再使劲也转不起来，就像做人，得找对路子，不然再努力也没用。”他还教我装发条，说：“发条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松了钟不走，紧了容易断，做事也一样，得有个度。”我蹲在旁边，帮爷爷递零件，有时候递错了，爷爷也不怪我，只是笑着说：“再找找，别急。”拼到半夜十二点，当闹钟终于“滴答滴答”走起来的时候，我高兴得跳了起来，爷爷摸着我的头，给我端来一碗糖水，说：“你看，做事跟修钟一样，急不得，得慢慢找规律，规律找着了，事儿就成了。”那时候我以为“规律”就是真理，只要找着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就像爷爷总能让停摆的钟重新走起来。
后来我上了高中，开始琢磨更玄乎的“真理”。那时候班里有个学霸，叫陈默，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镜片像酒瓶底一样，总坐在最后一排，下课也不跟人玩，要么抱着本《时间简史》看，要么在草稿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公式。我那时候偏科厉害，语文能考一百二，数学却总在及格线徘徊，班主任看我着急，就让陈默帮我补课。
第一次去陈默家，我吓了一跳。他家住在老楼里，楼梯间的墙皮都掉了，可一进门，就看见满墙的书架，上面全是理科书，从《高等数学》到《量子力学》，还有好多我连名字都看不懂的书。他的书桌也很特别，桌上的台灯是用旧电路板改装的，灯座上还焊着几根细细的电线，旁边摆着个小机器人，是用废旧零件拼的，眼睛是两个红色的LED灯，一按开关就会亮。“这台灯是我自己做的，比买的亮。”陈默推了推眼镜，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陈默给我讲题的时候，总喜欢把复杂的公式拆成小故事，一点都不枯燥。比如讲函数图像，他说：“你看这个一次函数，图像是直线，就像你走路，一直往前走，方向不变；这个二次函数，图像是抛物线，就像你扔皮球，扔出去会先往上走，到最高点再往下落，最高点就是最大值，最低点就是最小值。”讲立体几何的时候，他怕我听不懂，还找来积木，把正方体、长方体搭出来，指着积木说：“你看，这个面和那个面平行，就像你家的天花板和地板，永远不会相交；这个棱和那个面垂直，就像你家的柱子和地面，是直上直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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