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会问他：“为啥非要搞懂这些啊，考试能过不就行了？”陈默总会放下笔，看着我说：“知道怎么算出来，比知道答案有意思。就像你爷爷修钟，他不是只让钟走起来就行，他还知道每个零件为什么坏，怎么修才好，这才是最有意思的。”我那时候没明白，觉得他就是学霸的怪癖，直到有次我算出一道困扰了我半个月的数学题——那是道解析几何题，我之前算了好几次都错，要么联立方程错了，要么算距离的时候算错数。那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又拿出那道题，想起陈默说的“找规律”，我先把题目里的条件列出来，再画图，一点点分析，突然就找到了突破口，当算出答案的那一刻，我激动得跳了起来，赶紧跑去告诉爷爷，爷爷笑着摸我的头：“好小子，有进步，这就跟修钟一样，找着规律就不难了。”那时候我才隐约觉得，原来“找答案”的过程，比“得到答案”本身，更让人记挂。
高中毕业后，我没考上重点大学，去了本地的一所专科学校，学机械维修。班里的同学大多是冲着好就业来的，上课的时候要么趴在桌上睡觉，要么低头玩手机，只有我跟老张听得认真。老张比我大五岁，之前在工厂里干了三年，是个维修工，因为没学历，一直升不上去，才决定回来读书。老张长得高高壮壮的，手上全是老茧，说话很实在，他总跟我说：“维修这行，看着是动手，其实是动脑子，就像医生看病，得先找到病根，才能治好病。”
有次实训课，老师让我们修一台报废的柴油机，那台柴油机看起来很旧，外壳上全是油污，排气管都锈了。班里的同学围过来，看了看就纷纷后退，有人说：“这都报废了，还修啥啊，直接换个新的得了。”有人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就坐在旁边玩手机。我跟老张蹲在机器旁，老张先打开机油盖，看了看机油的颜色，又用扳手拧开火花塞，看了看火花的情况，然后拿出听诊器，贴在柴油机的气缸上，让我启动机器。机器“突突”响了几声，就熄火了，老张皱着眉头说：“气缸里有异响，可能是活塞环坏了，咱们拆开来看看。”
拆柴油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螺丝都锈住了，我跟老张找了瓶除锈剂，喷在螺丝上，等了一会儿才用扳手拧开。拆的时候，机油溅在衣服上，手上也沾满了油污，老张却一点都不在意，还跟我说：“你看，拆机器得慢慢来，不能用蛮力，不然容易把零件弄坏。”我们拆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把气缸盖打开了，果然，活塞环已经磨损得很严重，上面还有几道裂痕。老张从工具箱里拿出新的活塞环，一点点装上去，又把零件重新组装好，加了机油，再启动机器。“突突突——”柴油机终于运转起来，轰鸣声震得我耳朵发麻，排气管冒出淡淡的黑烟，班里的同学都围了过来，老师也走过来，拍了拍老张的肩膀：“不错，找对问题了。”老张拍着我的肩膀，笑得一脸灿烂：“你看，找到问题的过程，比修好它还痛快。”那时候我想起爷爷说的“找规律”，想起陈默说的“找答案”，突然觉得，不管是修钟、做题还是修机器，好像都在跟“真理”较劲——不是为了最后那一个结果，而是为了享受一步步靠近它的过程。
毕业后，我去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上班。修理厂的老板姓赵，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修理工，头发有点秃，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总嵌着油污，洗都洗不掉。赵老板技术好，附近的司机都愿意把车送过来修，都说他“能看透车的心思”。有次来了一辆进口车，车主是个中年男人，一脸着急地说：“4S店说要换整个变速箱，要好几万，我这车都开了五年了，换变速箱不划算，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修。”
赵老板围着车转了两圈，又打开引擎盖，看了看变速箱的位置，然后坐进驾驶室，发动汽车，开出去跑了几公里。回来后，他跟我说：“不是变速箱的问题，是传动轴的万向节松了，你跟我一起拆开来看看。”我们把车升起来，拆下传动轴，果然，万向节的轴承已经磨损得很严重，滚珠都有点变形了。赵老板找了个新的轴承，换上去，又把传动轴装回去，发动汽车，让车主试试。车主开着车在门口转了一圈，回来后一脸惊喜：“好了，真的好了，一点都不抖了！”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红包，非要塞给赵老板：“师傅，太谢谢你了，帮我省了好几万。”赵老板却推辞了，笑着说：“我就是凭手艺吃饭，该多少钱就多少钱，红包我不能收。”
等车主走后，我问赵老板：“你怎么知道不是变速箱的问题啊？4S店都说是变速箱坏了。”赵老板坐在工具箱上，拿出烟，点燃后抽了一口，慢悠悠地说：“修东西跟看病一样，不能光听别人说，得自己摸清楚。每个零件的脾气都不一样，你得跟它们‘对话’——变速箱坏了，车会有换挡顿挫的声音，万向节松了，车会有‘咯噔咯噔’的响声，还会抖，这些都是零件在跟你说哪里不舒服。”我那时候觉得，赵老板说的“对话”，就是在追求真理——不是别人给的答案，是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真相，是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手摸出来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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