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老槐树底下的石凳上，手里捏着半块快要融化的绿豆冰糕，风一吹，树叶哗啦啦响，带着夏天特有的湿热气息，裹着远处巷口卖凉粉的吆喝声，一下子就把我拽回了十几年前。那时候这棵老槐树比现在细不少，树枝刚够到我和阿哲的肩膀，我们总喜欢踩着石凳往上爬，坐在最低的树杈上，分享一包五毛钱的辣条，看巷子里的大人们来来往往，聊些不着边际的废话。
阿哲是我打记事起就黏在一起的伙伴，我们住同一个院子，他家在东头，我家在西头，中间隔着一棵老槐树和两家的柴火垛。那时候的院子不像现在这样冷清，每家每户的门都敞着，张奶奶的缝纫机声、李大爷的收音机声、还有谁家孩子哭闹的声音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像是永远不会停下来。我第一次见阿哲是在三岁那年的夏天，我妈抱着我在院子里乘凉，他家刚搬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小背心，手里攥着一个缺了角的塑料恐龙，躲在他妈妈身后，探着脑袋看我。我妈笑着推了我一把，让我叫他弟弟，我那会儿认生，嘴抿得紧紧的，他却突然从背后伸出手，把那个缺角的恐龙塞到我手里，声音小小的：“给你玩，我还有一个。”就这么一句话，我们俩就成了分不开的伴儿。
小时候的日子过得慢，夏天尤其长。天刚蒙蒙亮，阿哲就会趴在我家窗台上喊我，声音脆生生的：“阿远，起来摸鱼去！”我总能在我妈发现之前，偷偷套上短袖短裤，揣上两个馒头，溜出家门。我们沿着巷子往外跑，穿过两条马路，就到了村外的小河沟。河水不深，刚没过脚踝，清得能看见水底的小石子和来回窜的小鱼苗。我们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踩在泥里，冰凉的河水裹着软乎乎的泥巴，痒得人直咧嘴。阿哲比我会摸鱼，他眼睛尖，总能瞅见藏在石头缝里的小鲫鱼，弯腰一抓一个准，我却总也抓不到，要么就是刚碰到鱼尾巴，它就嗖地一下窜走了，溅我一脸水花。每次阿哲都会笑得直不起腰，然后把他桶里的鱼分我一半，说：“没事，下次我教你。”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提着小半桶鱼往回走，脚丫子上的泥巴晒干了，一搓就掉，留下一道道白印子。路过小卖部，我们会凑钱买一瓶橘子汽水，你一口我一口，气泡在嘴里炸开，甜丝丝的，连带着满身的疲惫都消散了。
上学之后，我们成了同班同学，坐同桌。那时候的课桌是木质的，表面坑坑洼洼，我们用铅笔在中间画了一条“三八线”，约定谁都不能越界。可真到上课的时候，他总会偷偷把他的橡皮推到我这边，我也会在他打瞌睡的时候，用胳膊肘轻轻碰他一下。那时候我成绩不好，尤其是数学，每次考试都在及格线边缘徘徊，阿哲却是班里的尖子生，作业本上满是红勾。放学后，他总会拉着我在老槐树下做题，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作业本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讲题的时候很认真，眉头微微皱着，手指在题目上指指点点，耐心得很。我听不懂的时候，他也不生气，只是换一种方式讲，直到我恍然大悟。有一次数学测验，我居然考了八十多分，老师在班里表扬我的时候，我偷偷看了一眼阿哲，他冲着我咧嘴笑，眼睛亮得像星星。那天放学，我们没有去摸鱼，而是用我妈奖励我的五块钱，买了两袋干脆面，坐在石凳上，一边嚼得咔嚓响，一边规划着周末要去爬后山。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我们会一起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然后考去同一个城市的大学，永远做彼此最好的朋友。可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夏天的雷阵雨，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乌云密布。初二那年的秋天，阿哲的爸爸要去外地工作，全家都要搬走。消息是阿哲在放学路上告诉我的，那天风很大，吹得路边的杨树叶子哗哗响，卷着地上的落叶打在我们腿上。他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手里攥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那是他攒了好久的零花钱买的，本来打算作为我的生日礼物。“我下周就要走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耳朵里嗡嗡响，像是有无数只蜜蜂在飞，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只有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钻进我的耳朵里。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们就那样沿着马路走着，走了很久，直到天黑透了，路灯亮起昏黄的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搬家那天，我去送他。他的行李堆了满满一院子，他妈妈在忙着收拾，他爸爸在搬家具，他站在院子中间，穿着我送他的那件蓝色外套，手里拿着那个缺角的塑料恐龙。我把我最喜欢的漫画书塞给他，那是我攒了好几个月的零花钱买的全套，我说：“你带着，想我的时候就看看。”他接过漫画书，又把那个崭新的笔记本递给我，笔记本的第一页写着：“阿远，我们永远是好朋友。”我看着那行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我赶紧别过脸，假装揉眼睛，怕他看见。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像以前一样，声音带着点哽咽：“我到了那边就给你写信，你也要记得给我写。”汽车发动的时候，我站在老槐树下，看着车子慢慢驶出巷子，直到看不见影子，手里的笔记本被我攥得紧紧的，封皮都皱了。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石凳上，坐了很久，树叶落在我的肩膀上，风一吹，就掉了，像是谁在轻轻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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