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俊喝了口茶水，肃然道：“儿子不针对儒学，针对的是儒学的一家独大。”
后世对儒家之讨论，可谓毁誉参半，其对华夏文化之贡献毋庸置疑，但唯我独尊之地位对于华夏之危害却也不容辩驳。
儒家文化长期作为中华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存在，在塑造民族性格、维系社会秩序、传承文化经典等方面有巨大贡献。
但任何思想一旦“一家独大”、失去制衡与批判，其负面效应也会非常明显。
房玄龄很是困惑：“一家独大又如何？正因独尊儒术，才会使得民心稳定、江山稳固，倘若‘百家争鸣’岂不重复春秋战国乱世分裂之割据？”
房俊则道：“剑有双锋、气分阴阳，穷则末路、物极必反，学术分裂固然危害重重，但一家独大却也遗祸无穷。”
他明白父亲的顾虑、不解，当下之儒学尚处于蓬勃发展之阶段，看上去锐意进取、普照世间。但事物是在不断发展的，任凭儒家这般恣无忌惮、无可抵御的发展下去，终究会走向毒害华夏之地步。
“思想是要相互碰撞、且兼容并蓄的，当一种思想无所克制、一家独大，其最终之结果必然成为维系自身利益之利刃。”
虽然汉代以后并非完全禁绝其他学派，但法家、墨家、道家、名家等原本活跃的学说被边缘化，其合理成分如法家的制度设计、墨家的逻辑与科技无法进入主流。
学术生态从“百家争鸣”退化到“注经释经”。
科举以儒家经典为唯一考试范围，读书人毕生精力耗费在章句训诂、义理阐发上。导致中国古代在逻辑学、认识论、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系统性发展严重滞后。
这种思想垄断直接导致思想与学术的单一化，彻底扼杀创造力与批判精神。
儒家之所以在早期生机勃发、欣欣向荣，是因其有“从道不从君”、“民贵君轻”的批判传统，但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便开始垄断政治制度，将一切思想、学术之发展用以巩固其垄断统治，直至将“三纲五常”绝对化为宇宙法则、世间运行之“天理”，把“忠君”推到高于一切的位置。
当儒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思想成为普世信条，便已彻底沦为腐朽。
尤为严重的是儒家在政治上的僵化与专制强化使得皇权失去有效制衡，所谓的“天人感应”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
以往之儒臣常以“天命”“灾异”谏君，但当皇帝利用儒学的忠孝观强化集权后，这种制衡越来越无力。
“独尊儒术”自董仲舒而始，但其原本保留了“汤武革命”的通道，但儒家一家独大之后丧失了通过内部理论革新实现制度演进之环境，一味的推崇、强调所谓的“君臣大义”，导致王朝腐朽到极点也只能靠农民起义暴力推翻。
儒家所推崇的“礼”本有和谐秩序的一面，但一家独大后变成僵化的等级桎梏。
“士农工商”被长期固定为社会阶层，等闲极难逾越，尤其是儒家重义轻利、褒虚贬实之思想使得商人被长期压制在社会底层。这不仅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也使得中国迟迟未能发育出独立的市民阶层和工商文明。
房玄龄下意识喝茶，眉头紧蹙、困惑不解。
在他看来儒家之思想绝对是好的，既能有助于自身道德之修养，又能成为治理天下之法理依据，还能统一舆论、稳定民心……怎地就会出现儿子所言这般恶劣之后果？
房俊放下茶杯，口若悬河：“儒家主流思想视技术为‘末技’，‘道高于器’，甚至将一切技术归纳于‘奇技淫巧’之列，认为君子应‘谋道不谋食’，实在是大错特错！这些年父亲应当看到，诸多新技术之应用促使国力在短时间内飞速提升，军力强横、百姓受益，何曾如儒家所倡导那般‘不详’？时至今日，儒家‘独尊’数百年，早已形成固定的阶级，这也就意味着儒家厌恶一切‘变数’，唯有一成不变才能继续享受统治利益，而每一种新技术之出现、应用，却都意味着变数。”
儒家不知道新技术甚至有可能引发巨大的社会变革么？
他们太知道了。
正因为他们知道，所以他们极力打压新技术之研发、应用，将其归类于“奇技淫巧”，百般诋毁、不屑一顾。
他们要保障社会制度、阶层之固化，以此来稳固自身之既得利益。
任何“革新”、“变化”，都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偶尔有人欲打破“桎梏”、尝试对利益重新分配，必然遭致极为激烈之反抗。
一切问题之核心不在于儒家思想之本身，而在于“一家独大”。
孔子、孟子本身充满智慧和批判精神，但当儒家被王朝选中、制度化、并排除一切竞争对手后，它就从一种“活的哲学”变成了僵化的意识形态。
其最大危害，是造成了一种低水平的内卷：最聪明的头脑都去注经、写八股文、揣摩圣意，而不是去探索自然、改进技术、设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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