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蹲在地上，一点点搜寻、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异常，誓要找出嫌疑人遗漏的蛛丝马迹。
一直到下午四点多，夕阳斜照在麦田里，金黄的余晖铺在泥土之上，县刑侦队队长突然蹲在了麦田边缘的泥土里。
他从土缝中捏起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小纸团，纸团被揉得紧实干瘪，只有黄豆大小，混在泥土杂草间，几乎完全隐形。
民警小心翼翼将纸团展开、铺平，一张皱巴巴的纸质车票出现在众人眼前，这是一张长途汽车票。
票面信息清晰显示：1981年4月9日早上六点，湖北宜城开往襄樊的客车，17号座位。
这是案发前一天的车票，也是整个现场唯一、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直接把破案线索，从河南豫南，指向了千里之外的湖北。
仅凭这一张小小的车票，迷雾重重的案情，终于撕开了一道口子，让专案组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当天深夜，“4·10特大军营盗枪案”侦破指挥部紧急成立，规格直接拉满。
武汉军区、河南省公安厅、许昌地区、驻地县四级公安、部队安保人员全员集结，就连正在平顶山督办大案的公安部副部长，也专程赶来牵头指挥全局。
连夜的案情分析会，开到了后半夜，所有人围绕这张湖北车票，反复推演嫌疑人身份。
嫌疑人熟悉河南军营内部所有情况，而该部队驻防豫南多年，从未招录过湖北宜城籍的现役士兵。
指挥部所有人达成统一结论：嫌疑人大概率是湖北宜城、襄樊周边，从该部队退伍的老兵。
根据这条核心线索，指挥部连夜敲定三条侦破铁令，全员即刻执行，一刻不耽误。
第一，部队内部全面自查，统计近期所有请假探亲、外出访友的人员，重点筛查所有前往湖北方向的人员轨迹。
第二，地方公安联动周边三个公社，逐村走访排查，清查近期所有外来流动人口、暂住可疑人员。
第三，立刻组建军地联合专案组，即刻奔赴湖北宜城，全力核查4月9日早六点那班客车17号座位乘客的真实身份。
最终专案组敲定人员阵容，由部队政治处万想林副主任担任组长，司令部谢方斌、我，加上两名地方公安干警共同参与。
部队调配专用军用吉普车，由专职司机孙敬友驾驶。1981年4月11日上午，我们一行人配枪待命，带着军令重任，踏上了千里追凶的征途。
八十年代初期，国内的乡村公路几乎全是土路、碎石路，路面坑洼不平，路况极差，再加上老式吉普车性能有限，一路故障不断。
我们出发才两个小时，车辆就突发严重故障，车内电路突然起火，电线瞬间被烧熔，车内弥漫着烧焦的味道。
那个年代沿途根本没有正规修车门店，汽车配件更是稀缺难求，我们沿途连续拦下好几辆过往车辆求助，全都无能为力。
万幸路上遇到一位热心的货车司机，拿出随身携带的绝缘胶布，我们几个人蹲在尘土飞扬的路边，一点点缠绕修复线路。
整整忙活了一个小时，才勉强修好电路，让车辆勉强能够正常行驶，我们不敢耽搁，继续马不停蹄赶往湖北。
一路颠簸奔波，在4月12日凌晨，我们专案组终于抵达湖北宜城县城。彼时夜色深沉，全城寂静，我们顾不上片刻休息。
为了抢时间、抓线索，我们直接连夜上门，敲响了宜城县公安局长的家门，紧急对接案情。
局长听闻豫南军营被盗四支军用手枪、数百发子弹，瞬间神色凝重，深知此案危害性极大，一旦枪支流入社会，后果不堪设想。
他当即连夜召集警力，亲自挂帅，和我们组成联合侦破小组，兵分两路开展排查工作。
第一组专人对接车站司乘人员，全力还原4月9日早班客车的乘客名单、乘车细节。第二组调取全县所有旅社登记簿，筛查4月8日、9日的住宿可疑人员。
我被分到第一组，整整一上午蹲守车站走访排查，结果一无所获。那趟早班车全程只有六名乘客，无一人坐在17号座位。
所有司乘人员、乘客都对这个座位没有任何印象，第一条排查线索，直接中断，案情再次陷入僵局。
中午两组人员汇合复盘线索，第二组民警抱回来厚厚一摞老式纸质旅社登记簿，堆满了整张桌子。
我盯着登记簿思索片刻，突然想到一个关键细节：嫌疑人早上六点坐车离开宜城，说明前一晚必然住在宜城车站周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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