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十月启动配型后一直到现在四月了，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肾源。在一次梁言做完常规检查后，主治医生把他们叫进了办公室，正式把亲属配型的建议提上了日程。
郑医生的办公室桌上铺着一张关于亲属肾移植的说明材料，上面列出了父母、兄弟姐妹、配偶之间的配型成功率和相关风险。他把材料推到了梁言和喻音面前，用笔在“父母”和“配偶”两栏下面各画了一道线。
“亲属供肾的最大优势在于配型成功率更高、等待时间更短，术后长期存活率也优于非亲属供体。我希望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在直系亲属范围内先做一轮初筛。就算配不上，也不损失什么，但万一配上了，就是一条很重要的备用通道。”
梁言低头看着那张表格，他的目光在“父母”那一行停留了一瞬，又在“配偶”那一行停了一下，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郑医生，语气平淡却果断：“我是家里的独子，并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而我父母年纪大了，经不起这么折腾，这个年纪做捐肾手术对他们的身体负担太大，我不会让他们来。”
郑医生没有立刻反驳，只是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把目光转向喻音：“那配偶这边……”
“她更不行。”梁言打断得很快，快到喻音甚至还没反应过来：“我们的儿子还不到两岁，她如果来捐肾，术后恢复期至少要长达几个月，期间不能提重物，不能劳累，谁来照顾孩子？而且……”他停顿了一下，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如果她捐了，以后她的身体出了任何问题，我会后悔一辈子。这个方案不用再提了。”
喻音坐在旁边，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但她看到梁言下颌绷紧的线条和放在膝盖上微微攥紧的手，把话又咽了回去。
郑医生看了两人一眼，没有再坚持，只是把表格收了回去：“那我们先继续通过全国系统寻找合适的非亲属供体，你们再考虑考虑。”
那天晚上回到四合院之后，喻音一直很安静。
她把潼潼早早就哄入睡了，就在帮梁言整理床头柜上的药盒，又去接了一壶温水回来放在他手边，做每一件事的时候都垂着眼睫，手指的动作比平时慢了一些。
梁言注意到了她的沉默，但没有追问，他以为她在消化医生的提议，以为她只是需要时间来接受这件事。
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下午喻音趁着梁言午睡的时候，一个人去了医院。
她在肾内科门诊的等候区坐了一个半小时，手边捏着一张她趁护士不注意从病区服务台上拿的“亲属肾移植配型初筛登记表”，表格上的选项她一项一项地勾完了，在“供者与受者关系”那一栏里，她用圆珠笔在“配偶”后面打了一个勾。
她的笔画很轻，轻到纸面上只留下一条浅浅的凹痕。
抽血的时候护士看了她一眼，问了一句：“您是家属？”
“我是他妻子。”喻音把袖子卷上去，露出手臂内侧那道干净的、没有针眼的皮肤。护士把针头推进血管的时候她微微皱了一下眉，但没有出声。
做完抽血，喻音小心地把袖子卷回去，回到四合院里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梁言已经午睡起来，见她回来便问了一句：“中午出门了吗？”
“嗯，回了家一趟，要换季了，回去衣柜里取了些薄衣服过来。”
“衣服呢？”
“我放后备箱了，一会让阿姨帮忙拿进来。”
……
结果在十天之后出来了，郑医生亲自打了电话给喻音，让她方便的时候去医院一趟。
喻音又找借口出了门，郑医生见她推门而入的时候脸上有些许期待，他把配型报告放在桌上，脸上带着一层遗憾的歉意。
“喻女士，很抱歉，你们的HLA位点匹配不理想。交叉配型的结果也提示存在一定的抗体不相容风险，如果强行移植的话，术后发生超急性排斥的概率很高，所以我不建议将你作为供体候选人。”
喻音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低着头看着那份报告。她看不懂那些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但她看懂了最后一行“结论”后面那三个字：不适宜。
她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久到郑医生有些不忍心地把桌上的茶杯往她面前推了推。
“这不是你的问题，夫妻之间配型成功率本身就不高，你不要太往心里去。”
喻音把那份报告折好放进自己的包里，站起来朝郑医生点了点头道谢，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很长，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地响着，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实实在在，像是要确认脚下的地板不会突然裂开。
回到四合院的胡同口，她下了车，没有马上走进去，而是路口徘徊了许久。
四月底的北京，暮春的暖意已经稳稳地铺满了整座城市。
胡同口的槐树正在抽新叶，嫩绿色的叶片在日光里薄薄地透亮着，再过几天进入五月，这些叶子就会变成更深的绿色，夏天就会从那些叶片缝隙里一点一点地渗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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