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谕官商捐助与宗室献资之举，由谢明亲自主持。先访宗室重臣，晓以家国大义：“今国难当头，北境戍边、江南海防皆需钜款，宗室为国之磐石，当率先垂范，献资助国。朝廷对献资丰厚者，予以旌表，载入宗室功勋簿，流芳后世。” 在其感召下，多位宗室亲王，主动献资，合计帑银五十万两。
随后，谢明召集京城诸多大贾议事，许诺：“凡捐助帑银万两以上者，朝廷授予‘忠义商绅’称号，优先参与官府采买；捐助五万两以上者，可荫庇子弟入国子监就读。捐助款项，全数用于军需，由都察院全程监管，定期公示收支明细，以昭公信。” 广东布政使韩瑾、山东布政使韩松年，亦于地方协调商贾捐助，共募集帑银八十万两。
为确保战时税顺利征缴，谢明令户部左侍郎王砚，赴各地督导。王砚至江南，联合浙江布政使秦仲，深入苏州、杭州等地，核查商贾纳税情形，严惩偷税漏税者，表彰踊跃纳税者。苏州知府李董、杭州知府沈明远，全力配合，遣官吏宣讲战时税政策，保障税收征管有序推进。
经一月推行，增收端调控初见成效。常税稳步入库，战时税新增月入三十万两，官商与宗室捐助合计一百三十万两，国库压力，得以纾解。谢明将增收情形，详奏萧燊：“今增收之局已开，后续将持续深化调控，确保财源稳固。” 萧燊阅奏后，下旨嘉奖谢明及相关官员。
与增收端调控同步，吏部牵头之机构精简与开支严控工作，亦全面展开。吏部左侍郎宋景初，率人核查中枢机构，见诸多部门，官职重叠、人员冗滥。当即拟定精简方案：裁撤冗余官职三十余员，合并职能相近部门五处，将冗余人员，调往边关后勤或地方基层，既减开支，又充一线。
地方机构精简，由吏部右侍郎沈从之主理。其奔赴河南、四川等地，联合河南巡抚柳恒、四川布政使江临渊，核查地方州府官员配置。罢黜碌碌无为之冗官，擢升才德兼备之基层官员。同时，严控地方行政开支，非必要之宴请、修缮等费用，一概裁削，所省经费，全数上缴国库。
非战争性开支之严控，由尚书令楚崇澜统筹。下令：中枢各部、地方各州府，凡非战事、非民生相关之开支，一概暂停；宫廷用度，缩减三成，严禁新增奢华器物采买；各地官署修缮、园林营造等工程，除危房加固外，全数停工。礼部尚书吴鼎，亦响应号召，简化科举、祭祀等大典仪制，压缩礼仪开支。
军中开支精简，成效亦着。大将军蒙傲，令镇国将军卫凛核查京营禁军，裁汰老弱残兵两千余人，所省军饷，用于补充一线作战部队粮草与装备。浙闽沿海副总兵郑毅龙，精简海防民勇训练非必要开支，停用高价物资，改用本地性价比高之物料，压缩后勤人员规模，提升保障效能。
经两月精简与严控，非战争性开支，较前削减五成，月省帑银二十万两。宋景初、沈从之汇总机构精简与开支严控情形上报，楚崇澜审阅后奏报萧燊：“今节流工作，已获阶段性成效，机构运转效能提升，开支规模受控，后续将建长效机制，巩固成果。”
为确保财政调控见效，杜绝贪墨浪费，萧燊下旨设财政专项监管机构，由都察院右都御史梁昱兼任长官，统筹监管。梁昱领旨，抽调都察院佥都御史柳清臣、大理寺少卿严直等公正之臣，组建监管团队，明晰职责：核查军费开支，审计各地税收与捐助款项，查处贪腐浪费。
监管团队，先聚焦军费开支核查，深入北境边关与江南海防。于西北边防，查获部分将领虚报军饷、克扣粮饷之弊。梁昱下令严查，由大理寺卿卫诵牵头审理，依法严惩涉案将领，追回贪墨军饷五万两。责令各地驻军，重新核查军饷人数，建立实名登记，确保军饷足额发放。
于江南海防，核查发现部分炮台修缮工程，物料采购价格虚高。梁昱联合工部尚书冯衍、工部营缮清吏司郎中徐策，重核物料采购账册，约谈供应商，追回多付三万两。冯衍随即推行 “公开招标采买”，由户部、都察院、工部三方共监，杜绝采购贪腐。
针对税收与捐助款项审计，监管团队制定 “三重核查” 机制：户部核算、都察院审计、地方官府复核。对各地税收账册，逐一核查原始凭证；对官商与宗室捐助款项，详核捐赠与入库凭证。其间，查处两起地方官员虚报捐助案，涉案官员，依法革职。
为增监管透明度，梁昱令团队定期公示核查结果，于京城与地方张贴公告，接受监督。设举报信箱，鼓励百姓举报线索。大理寺少卿严直，负责复核案件，确保审理公正。专项监管机构履职，堵住财政漏洞，保障调控资金安全。
财政调控，需地方协同。河南巡抚柳恒，于辖区推行 “劝农桑、增税粮”，推广 “分段育苗法” 增农业产量，严征田赋，确保粮税足额上缴。组织乡绅捐助，为朝廷募粮草三万石，支援北境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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