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北方，天气已然十分炎热。烈日炙烤着古老的西安城，砖石铺就的街道上升腾起若有若无的扭曲热气，连街边槐树上的知了都有气无力地鸣叫着，仿佛被这酷暑抽干了精力。
然而，相较于前两个月弥漫在顺、明两国上下的那种兵临城下的焦灼，这份物理上的炎热，似乎也变得可以忍受了些。自徐州陷落，清军那势如破竹的兵锋仿佛突然钝挫了下来，并未如许多人预想的那样即刻挥师南下，饮马长江，或是西进攻打顺军据守的潼关。接连两月，除了零星的斥候交锋和小规模冲突，大规模的战事竟奇迹般地停滞了。这种停滞，并未带来真正的安宁，反而像一张逐渐拉满的弓，弦已绷紧，箭却迟迟未发，让等待变得格外煎熬。
在西安，这座被李自成更名为“西京”的古都里，暂时的宁静并未带来松懈，反而滋生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疑虑、揣测、不安，还有一丝劫后余生的侥幸。朝堂之上，文武百官们低声交换着彼此掌握的不确定信息；市井之中，茶楼酒肆里，说书人依旧绘声绘色地讲述着“闯王”（李自成）的赫赫战功和“八大王”（张献忠）的传奇，但听客们的眉宇间，总藏着一丝对北方动向的忧惧。人们都在猜测关内那位摄政王多尔衮的意图。他就像一头饱餐后的猛虎，暂时收起了利爪，慵懒地卧于山岗，舔舐着唇边的血迹，那双冷酷而机警的眼睛却依旧扫视着它的猎物，不知下一次雷霆万钧的扑击会落在何处。这种未知，比明确的威胁更让人心悸。
平西侯府坐落在西安城东南隅，原是前明一位亲王的府邸，规制宏大，庭院深深。战乱之后稍作修葺，便成了李自成麾下大将，如今受封为平西侯的吴三桂的居所。府内虽无往日王府的极致奢华，却也自有一股森严气象。甲士巡逻，脚步沉稳，刀枪在烈日下反射着冷冽的光。
戚睿涵站在侯府内临时安置给他居住的一处僻静别院中。这院子不大，但清幽，几竿翠竹倚着墙角，在微风中发出沙沙的轻响。他抬头望着被四方屋檐框住的一方天空。天空湛蓝如洗，几缕薄云懒散地飘着，姿态悠闲，与他内心的波澜起伏截然不同。
他来到这个时代，已经快四个月了。
回想起初临时的惊险，他仍觉得如同梦魇。上一刻，他还是二十一世纪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生，正在舟山的科技馆里和张晓宇发生冲突大打出手；下一刻，天旋地转，意识模糊，再清醒时，已身处一片喊杀震天的战场上，流矢贴着他的耳畔飞过，带起的劲风刮得脸颊生疼。若不是恰好被吴三桂的亲兵所救，他恐怕早已成了乱军之中的无名枯骨。
他身上的箭伤早已愈合，只留下一个浅色的、如同月牙般的疤痕，偶尔在阴雨天会有些许酸胀，提醒着他初临此世时的惊险与荒诞。这数月来的经历，比他过去二十年的人生加起来还要跌宕起伏，光怪陆离。从莫名其妙穿越到崇祯十七年这个历史的关键节点，到因缘际会与吴三桂这个历史枭雄结拜为异姓兄弟，再到拼尽全力，利用对历史走向的预知，结合眼前形势，苦苦劝阻他放弃投清，转而接受了李自成的招抚，继而作为信使南下金陵，凭借超越时代的见识和几分运气，在错综复杂的南明政局中周旋，促成了那看似不可能的“联顺抗清”之盟……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每一次抉择都关乎生死，甚至可能改变历史的河流。
如今，他虽然顶着个不大不小的“参军议郎”的虚衔，在平西侯府中备受礼遇，吴三桂对他这个“义弟”也颇为亲近，但内心深处，那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疏离感，以及对未来走向的未知和自身命运的迷茫，始终如影随形，如同这夏日里驱不散的闷热，缠绕在心间。
吴三桂对他确实倚重，时常召他商议军务，咨询方略。戚睿涵凭借远超这个时代的历史知识储备、对大局的宏观把握和来自信息爆炸时代的逻辑分析能力，每每都能提出些切中肯綮、甚至堪称高瞻远瞩的见解，让吴三桂和其麾下如杨铭等较为开明的将领刮目相看，私下里常赞他“虽年少，却有王佐之才”。然而，他毕竟根基浅薄，来历不明不白，又无实实在在的战功傍身，军中一些宿将，特别是吴三桂的堂弟，以勇猛善战着称的吴国贵，对他虽谈不上明显的敌视，却也始终存着一份审视、怀疑和保留。在吴国贵这类纯粹的军人看来，戚睿涵更像是一个凭着巧言令色和侯爷青睐骤得富贵的“幸进之徒”，或许有些小聪明，但于真正的军国大事，未必能靠得住。
这日的午后，那份暂时的宁静被来自西京皇宫的一道密令打破了。
一名身着青色内侍服色、面容白皙无须的中年宦官，在一名吴三桂亲信家将的引领下，悄无声息地来到侯府，神色凝重，步履匆匆，径直入了吴三桂那戒备森严的书房，连通报都省去了。
约莫一炷香后，一名亲兵来到戚睿涵的别院，声音恭敬却不容置疑：“戚先生，侯爷有请，书房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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