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1645年）七月，本应是六朝金粉之地最为炽热繁华的时节。往岁的此时，秦淮河上画舫凌波，笙歌彻夜，两岸酒肆林立，仕女如云，空气中都弥漫着脂粉的甜香与酒菜的烟火气。夫子庙前，摊贩叫卖声此起彼伏，文德桥上，才子佳人凭栏远眺，丝竹管弦之声与文人的吟咏唱和交织成一曲太平盛世的华彩乐章。南京城，这座大明的留都，江南的心脏，仿佛一座永不落幕的锦绣舞台。
然而，今时今日，这一切的喧嚣与繁华，都被一种无形而沉重的恐惧彻底碾碎。
扬州十日、滁州、庐州接连陷落的消息，如同带着瘟疫菌的北风，以最快的速度席卷了整座南京城。起初只是官衙内部紧急传递的文书，随后便如同野火般在街谈巷议中蔓延开来，最终演变成无法遏制的全民恐慌。清军铁骑的阴影，伴随着多铎麾下那令人闻风丧胆的“新式火器”和“瘟疫毒气”的传说，如同实质性的巨石，压得每一个南京居民喘不过气。
往日摩肩接踵的街肆，如今变得异样沉寂。许多店铺紧闭着门板，仿佛害怕那即将到来的兵灾会从门缝里钻进去。偶尔有行人，也是面色仓皇，步履匆匆，低头疾走，不敢与他人有多一秒的眼神交汇。原本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此刻却被另一种“繁华”所取代——那是逃难的人潮。骡马嘶鸣，车轮辚辚，箱笼行李堆积如山，妇人孩子的哭喊声，男子焦躁的呵斥与叫骂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曲亡国前的乱世悲歌。通往长江码头以及几座主要城门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秩序濒临崩溃，维持秩序的兵丁也显得有气无力，眼神中同样充满了迷茫与恐惧。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夏日的花香与食物的香气，而是汗臭、尘土、绝望以及一种山雨欲来前的低压，闷得人胸口发疼。
紫禁城内，往日尚存的几分帝国威仪，在这末日般的氛围里，已如阳光下的冰雪，消融殆尽。皇极殿内，虽然依旧金碧辉煌，蟠龙柱巍然耸立，但那种统御四海、君临天下的气魄已经荡然无存。龙椅之上，弘光皇帝朱由崧面色惨白如纸，肥胖的身躯因恐惧而微微颤抖，握着鎏金扶手的手指因过度用力而关节凸显，毫无血色。他那双原本就缺乏神采的眼睛，此刻更是充满了惊惶与无助，仿佛一只被猎犬围困的肥硕豚犬，只能徒劳地等待着命运的宰割。
殿下的景象，比皇帝的神色更加不堪。往日冠冕堂皇、举止有度的文武百官，此刻如同炸开了的锅。主战、主逃、主降的声音激烈碰撞，却又杂乱无章，毫无条理。有人引经据典，慷慨陈词，言必称“太祖高皇帝”、“江山社稷”，主张固守待援；有人则面色惨淡，反复强调扬州屠城的惨状和清军火器之利，认为暂避锋芒、迁都再图后举方为上策；更有人眼神闪烁，言语含糊，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已透露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意味。争论声中，唾沫横飞，官帽歪斜，甚至有人因为情绪激动而互相推搡指责，斯文扫地。
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混乱中，一个疲惫却异常坚定的身影站了出来。那是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他刚刚从江北前线退回，甲胄未卸，征尘未洗，脸上带着连日征战、心力交瘁的深刻痕迹，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但他的脊梁依旧挺得笔直，如同暴风雨中屹立不倒的青松。
他走到御阶之前，撩起沾满尘土的官袍下摆，重重跪倒，声音因疲惫和激动而沙哑，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瞬间压过了殿内的嘈杂：
“陛下，南京乃太祖所定都城，是我大明开基立业之根本。宗庙、社稷皆在于此，天下亿万臣民之仰望亦在于此。岂可因敌军兵临城下，便轻言弃守？若陛下南狩，则江南半壁人心顷刻瓦解，中兴之望何在？臣，史可法，”他猛地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望向龙椅上的皇帝，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愿率麾下将士，与此城共存亡。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这番话语，带着决死的意志和忠诚，让殿内短暂地安静了一瞬。一些尚有血性的官员面露愧色，不由挺直了腰杆。然而，扬州失守的阴影太过沉重，那“十日不封刀”的恐怖传闻，以及清军那些仿若来自幽冥的武器——能轰塌坚城的巨炮，能焚烧一切的“火焰弹”，能让人浑身溃烂而死的“毒雾”——早已击溃了许多人的心理防线。对死亡的恐惧，最终压倒了对王朝的忠诚和对气节的坚守。
首辅马士英等人虽未直接反驳史可法，但话语间已充满了悲观与推诿。他们强调“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认为皇帝安危重于一座城池的得失，迁都南昌方可保全皇室血脉，以图日后恢复。至于守城之事，自然应交予像史可法这样的“忠勇之臣”。
最终，在冷寂而令人窒息般的朝议后，脸色惨白的朱由崧用颤抖的声音下达了旨意：皇帝与内阁大部、宫中眷属及重要府库财物即刻启程，迁都南昌，以图后举。同时，任命史可法为南京留守，全权负责南京一切防务及政务，授便宜行事之权。靖国公黄得功辅之，协同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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