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元年(1645年)七月,本应是六朝金粉之地最为炽热繁华的时节。往岁的此时,秦淮河上画舫凌波,笙歌彻夜,两岸酒肆林立,仕女如云,空气中都弥漫着脂粉的甜香与酒菜的烟火气。夫子庙前,摊贩叫卖声此起彼伏,文德桥上,才子佳人凭栏远眺,丝竹管弦之声与文人的吟咏唱和交织成一曲太平盛世的华彩乐章。南京城,这座大明的留都,江南的心脏,仿佛一座永不落幕的锦绣舞台。
然而,今时今日,这一切的喧嚣与繁华,都被一种无形而沉重的恐惧彻底碾碎。
扬州十日、滁州、庐州接连陷落的消息,如同带着瘟疫菌的北风,以最快的速度席卷了整座南京城。起初只是官衙内部紧急传递的文书,随后便如同野火般在街谈巷议中蔓延开来,最终演变成无法遏制的全民恐慌。清军铁骑的阴影,伴随着多铎麾下那令人闻风丧胆的“新式火器”和“瘟疫毒气”的传说,如同实质性的巨石,压得每一个南京居民喘不过气。
往日摩肩接踵的街肆,如今变得异样沉寂。许多店铺紧闭着门板,仿佛害怕那即将到来的兵灾会从门缝里钻进去。偶尔有行人,也是面色仓皇,步履匆匆,低头疾走,不敢与他人有多一秒的眼神交汇。原本车水马龙的通衢大道,此刻却被另一种“繁华”所取代——那是逃难的人潮。骡马嘶鸣,车轮辚辚,箱笼行李堆积如山,妇人孩子的哭喊声,男子焦躁的呵斥与叫骂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一曲亡国前的乱世悲歌。通往长江码头以及几座主要城门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秩序濒临崩溃,维持秩序的兵丁也显得有气无力,眼神中同样充满了迷茫与恐惧。空气中弥漫的不再是夏日的花香与食物的香气,而是汗臭、尘土、绝望以及一种山雨欲来前的低压,闷得人胸口发疼。
紫禁城内,往日尚存的几分帝国威仪,在这末日般的氛围里,已如阳光下的冰雪,消融殆尽。皇极殿内,虽然依旧金碧辉煌,蟠龙柱巍然耸立,但那种统御四海、君临天下的气魄已经荡然无存。龙椅之上,弘光皇帝朱由崧面色惨白如纸,肥胖的身躯因恐惧而微微颤抖,握着鎏金扶手的手指因过度用力而关节凸显,毫无血色。他那双原本就缺乏神采的眼睛,此刻更是充满了惊惶与无助,仿佛一只被猎犬围困的肥硕豚犬,只能徒劳地等待着命运的宰割。
殿下的景象,比皇帝的神色更加不堪。往日冠冕堂皇、举止有度的文武百官,此刻如同炸开了的锅。主战、主逃、主降的声音激烈碰撞,却又杂乱无章,毫无条理。有人引经据典,慷慨陈词,言必称“太祖高皇帝”、“江山社稷”,主张固守待援;有人则面色惨淡,反复强调扬州屠城的惨状和清军火器之利,认为暂避锋芒、迁都再图后举方为上策;更有人眼神闪烁,言语含糊,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已透露出“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意味。争论声中,唾沫横飞,官帽歪斜,甚至有人因为情绪激动而互相推搡指责,斯文扫地。
在这片令人窒息的混乱中,一个疲惫却异常坚定的身影站了出来。那是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他刚刚从江北前线退回,甲胄未卸,征尘未洗,脸上带着连日征战、心力交瘁的深刻痕迹,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但他的脊梁依旧挺得笔直,如同暴风雨中屹立不倒的青松。
他走到御阶之前,撩起沾满尘土的官袍下摆,重重跪倒,声音因疲惫和激动而沙哑,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瞬间压过了殿内的嘈杂:
“陛下,南京乃太祖所定都城,是我大明开基立业之根本。宗庙、社稷皆在于此,天下亿万臣民之仰望亦在于此。岂可因敌军兵临城下,便轻言弃守?若陛下南狩,则江南半壁人心顷刻瓦解,中兴之望何在?臣,史可法,”他猛地抬起头,目光灼灼地望向龙椅上的皇帝,一字一句,掷地有声,“愿率麾下将士,与此城共存亡。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这番话语,带着决死的意志和忠诚,让殿内短暂地安静了一瞬。一些尚有血性的官员面露愧色,不由挺直了腰杆。然而,扬州失守的阴影太过沉重,那“十日不封刀”的恐怖传闻,以及清军那些仿若来自幽冥的武器——能轰塌坚城的巨炮,能焚烧一切的“火焰弹”,能让人浑身溃烂而死的“毒雾”——早已击溃了许多人的心理防线。对死亡的恐惧,最终压倒了对王朝的忠诚和对气节的坚守。
首辅马士英等人虽未直接反驳史可法,但话语间已充满了悲观与推诿。他们强调“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认为皇帝安危重于一座城池的得失,迁都南昌方可保全皇室血脉,以图日后恢复。至于守城之事,自然应交予像史可法这样的“忠勇之臣”。
最终,在冷寂而令人窒息般的朝议后,脸色惨白的朱由崧用颤抖的声音下达了旨意:皇帝与内阁大部、宫中眷属及重要府库财物即刻启程,迁都南昌,以图后举。同时,任命史可法为南京留守,全权负责南京一切防务及政务,授便宜行事之权。靖国公黄得功辅之,协同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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