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弘光二年，同时也是清顺治三年，时维八月，序属初秋。若在江南，此刻应是桂子飘香、暑热渐消的时节。然而在这北国的燕京，秋意已然带着一丝凛冽的肃杀，悄然浸染了皇城朱红的宫墙与金黄的琉璃瓦。紫禁城，这座历经前明王朝兴衰，如今又承载着新朝野心的庞大建筑群，在略显苍白的秋日阳光下，沉默地矗立着，如同一头蛰伏的巨兽，散发出冰冷而威严的气息。
自去年清军在多铎、阿济格等率领下，趁南明内讧、大顺新败之机，以洪承畴等降清汉官为前导，并在某些难以察觉的“内应”协助下突破长城防线，铁蹄踏入中原，至今已近两年。尽管在南方，凭借戚睿涵竭力斡旋促成的“南明-大顺”松散联盟，以及诸如“武昌大捷”之类的局部胜利，暂时遏制了清军的迅猛攻势，将战线稳定在江淮、湖广一线，但整个中原大地，已然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
这近五个月来，曾经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广袤土地，陷入了一种异样的、紧绷的宁静。不再是激烈的攻城略地，不再是大规模的军团会战，仿佛搏杀后的巨兽，都在舔舐伤口，积蓄力量。清廷方面，需要消化新占领的北方疆土，镇压此起彼伏的抗清义军，更要应对内部权力结构的微妙调整与来自关外故土和中原新附之民的文化冲突。而南明的弘光朝廷与退守西北、经营关中及川陕部分地区的大顺政权，以及偏安西南安居天府之国的大西军余部，则同样在利用这难得的喘息之机，整饬内政，调动粮草，加固防线，同时彼此间的猜忌与摩擦也从未真正停息。
空气里弥漫着山雨欲来前的沉闷，一种暴风雨来临前令人窒息的压抑。驿道上往来的塘马信使神色匆匆，各地督抚的奏报雪片般飞向北京和南京，内容无外乎是“小股流寇滋扰”、“粮饷匮乏”、“军士思归”，或是“侦知敌骑异动”、“边境摩擦日增”。在这表面的僵持与平静之下，暗流汹涌，尤其是在北京的清廷核心，一些看似与前线战事无关，却足以彰显其统治意志、内部矛盾与未来走向的事件，正悄然发生，其影响或许比一场局部战役更为深远。
北京紫禁城，武英殿。此处虽非举行大朝会的太和殿，但作为日常理政、接见臣工的重要场所，其威严与肃穆丝毫不减。殿宇巍峨，斗拱层叠，汉白玉的基座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殿内，巨大的蟠龙金柱支撑起繁复的藻井，穹顶绘有精致的彩画，虽略显陈旧，却更添几分深宫秘境的幽邃。因高墙深院，殿内光线略显晦暗，即使是在八月，也透着一股子阴凉，那是权力顶峰特有的、隔绝了人间烟火的森然寒气。
鎏金铜炉中，上好的檀香木静静燃烧，吐出袅袅青烟，香气醇厚而持久，试图驱散那无处不在的阴冷与权力的铁锈味，却终究只是徒劳，反而让这庄严的殿宇更显幽深难测。
御座之上，端坐着年仅八岁的顺治皇帝福临。他身量未足，穿着略显宽大的明黄色朝服，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和五爪金龙刺绣精致非凡，衬得他那张尚带稚气的脸庞有些苍白。他努力挺直腰板，维持着天子的威仪，但偶尔游移的眼神和微微抿紧的嘴唇，还是泄露了他这个年龄应有的无措与紧张。真正的权力核心，并不在那高高在上的龙椅，而是在其侧前方特设的那张雕花王座之上。
皇叔父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端坐于王座，身形挺拔，面容冷峻。他并未穿着繁复的朝服，而是一身石青色织金蟒袍，外罩紫貂端罩，头戴嵌东珠的暖帽，简约而极具威势。他双唇紧抿，目光如鹰隼般扫视着丹墀下的群臣，那眼神锐利、深沉，带着一种洞悉一切却又难以捉摸的寒意。他不需言语，仅仅是坐在那里，便已是这大殿中无可争议的主宰。他的每一次呼吸，似乎都牵动着整个帝国的神经。
殿内，文武百官分列左右。左侧是以鳌拜、刚林、谭泰等为首的满洲亲贵大臣，他们或顶戴花翎，或身着甲胄，个个神色倨傲，身形彪悍，身上带着浓郁的草原气息与征战沙场的煞气。右侧则是以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为首的汉官，他们大多已剃发易服，顶着光亮的脑门和垂下的发辫，身着清朝官服，举止谨慎，低眉顺目，但在那恭顺的外表下，心思却各异，有真心归附者，有无奈苟全者，亦有心怀故明、暗自嗟叹者。
朝会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商讨的多是漕运、赋税、各地民情以及南方战备等事宜。气氛始终凝重，多尔衮偶尔发问，言简意赅，决策果断，不容置疑。福临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在礼官示意或多尔衮目光扫来时，才用尚带童音的语调说一句“准奏”或“依皇叔父所言”。
就在朝会接近尾声，殿内檀香似乎也愈发沉凝之时，一名鸿胪寺官员手持象牙笏板，趋步出列，跪倒在地，声音清晰而恭谨地禀奏：“启禀皇上，摄政王。朝鲜国使臣金熙聪，奉其国主之命，携国书贡品，已抵达京师候旨多日，请求觐见天颜，呈递国书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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