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三年的春天,确实来得比往年要早一些。才刚进二月,和煦的春风便迫不及待地吹过了残雪未尽的江淮大地,温柔地抚摸着饱经战火摧残的山河。杨柳抽出了嫩绿的新芽,蛰伏了一冬的鸟儿在枝头啁啾,仿佛试图用生机掩盖那弥漫在空气中的、若有若无的血腥与焦糊气味。
长江水裹挟着泥沙滚滚东流,江面上往来的船只似乎比往年更少,偶尔有几艘悬挂着清军旗帜的战船巡弋而过,打破这表面的平静。温暖的春风,终究难以完全吹散笼罩在这片破碎山河之上的、浓重而冰冷的战争阴云。北面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但清军的铁蹄与日益犀利的火器,依旧像一把利剑,悬在南明、大顺、大西所有抵抗力量的头顶,他们占据着中原腹地,兵锋正盛。
然而,就在这看似坚不可摧的统治之下,一股潜流,正悄然涌动。那是民怨,是故国之思,是求生的渴望,是无数微小力量在黑暗中的摸索与汇聚。它们起初细弱如丝,却坚韧不绝,终将在这早春时节,汇聚成冲决一切堤坝的不可阻挡的洪流。
南京陷落的消息,曾像一盆冰水,浇透了南昌城头每一个守军的心。行宫之内,昔日繁华的宁王府邸,如今成了南明弘光朝廷临时的中枢,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和惶恐。皇帝朱由崧,这位一度被诟病为昏聩的君王,在经历了国都沦丧、仓皇南奔的剧痛后,脸上少了些许浮夸,多了几分沉郁与挣扎。他并非完全看不清局势,只是过往的惯性让他沉溺享乐,而今,现实的残酷将他最后一点麻痹也击碎了。
这一日,暖阳透过雕花木窗,洒在御书房的青砖地面上。朱由崧并未如往常般早早歇息,而是与几位核心阁臣——首辅马士英、兵部尚书史可法、以及几位较为持重的勋臣,进行着又一次至关重要的密议。众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
史可法须发已白了大半,声音却依旧铿锵:“陛下,南京虽失,然江南半壁尚在,江西、湖广、两广、云贵仍听号令。清虏势大,锐气正盛,若再与之正面争锋,恐非上策。当务之急,是稳固现有防线,深沟高垒,休养生息,以待天时。”他的策略稳健,却透着几分无奈。
马士英眉头紧锁,补充道:“史阁部所言甚是。然我军新败,士气低迷,钱粮筹措亦愈发艰难。若一味固守,恐清虏步步紧逼,疆土日蹙啊。”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守势往往意味着被动挨打。
就在这时,一旁侍立、负责文书记录的司礼监太监韩赞周,小心翼翼地呈上一份密报,低声道:“陛下,这是平西侯府那边,戚公子再次呈上的‘开辟敌后战场’方略的详细条陈,请皇爷御览。”
朱由崧揉了揉眉心,接过那份写得密密麻麻的奏疏。这已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建议了。当初戚睿涵初次提出时,他已经派出李大坤首次尝试,竟在南京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如今,局面大为扭转。他逐字逐句地读者,戚睿涵在条陈中详细阐述了敌后游击如何消耗清军兵力、牵制其物资、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如何利用清廷政策失当(如剃发易服、圈地)来争取民心。
他仿佛能看到,在广袤的北方沦陷区,无数的“忠义之火”被点燃,让不可一世的清军寝食难安。尤其是其中一条——“凡能于敌后拉起一支队伍,有所斩获者,无论之前是白身还是罪囚,皆可按功授官,光耀门楣。”这一条,像一道闪电划过他混沌的脑海。这打破了朝廷选官用人的常规,却能极大地激发底层民众的积极性。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那些心怀故国的士子,那些为了生存而战的流民……他们的力量若能被引导起来,将何等可怕?
朱由崧放下奏疏,目光扫过在场诸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和决绝:“戚爱卿此策,虽是兵行险着,然今时今日,或可一试。朕意已决!”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为自己注入勇气,“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传朕密旨!”
他口述,韩赞周笔录,一份影响深远的密旨就此诞生。旨意不再局限于固守城池、正面迎敌,而是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号召天下所有心怀大明、不甘为奴的忠义之士,不拘出身,无论士农工商,甚至绿林豪杰、狱中罪囚,皆可潜入清军占领区,“联络志士,发动百姓,扰敌后方,断其粮道,焚其辎重”,要让清虏陷入“处处有烽火,时时需防备”的泥沼,永无宁日。而赏格,正如戚睿涵所建议,空前丰厚,以官爵、荣耀为诱饵,激发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动力。
“拟好之后,用最快、最隐秘的渠道,散发出去!尤其是江北、山东、河南等地!”朱由崧最后下令道,他的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这或许是他登基以来,做出的最富冒险精神,也最具潜在影响力的一个决定。
几乎在同一时间,迁都至陕西凤翔府的大顺皇帝李自成,也在他的临时皇宫——一座改建的前明王府内,面临着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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