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三年的春天，确实来得比往年要早一些。才刚进二月，和煦的春风便迫不及待地吹过了残雪未尽的江淮大地，温柔地抚摸着饱经战火摧残的山河。杨柳抽出了嫩绿的新芽，蛰伏了一冬的鸟儿在枝头啁啾，仿佛试图用生机掩盖那弥漫在空气中的、若有若无的血腥与焦糊气味。
长江水裹挟着泥沙滚滚东流，江面上往来的船只似乎比往年更少，偶尔有几艘悬挂着清军旗帜的战船巡弋而过，打破这表面的平静。温暖的春风，终究难以完全吹散笼罩在这片破碎山河之上的、浓重而冰冷的战争阴云。北面传来的消息时好时坏，但清军的铁蹄与日益犀利的火器，依旧像一把利剑，悬在南明、大顺、大西所有抵抗力量的头顶，他们占据着中原腹地，兵锋正盛。
然而，就在这看似坚不可摧的统治之下，一股潜流，正悄然涌动。那是民怨，是故国之思，是求生的渴望，是无数微小力量在黑暗中的摸索与汇聚。它们起初细弱如丝，却坚韧不绝，终将在这早春时节，汇聚成冲决一切堤坝的不可阻挡的洪流。
南京陷落的消息，曾像一盆冰水，浇透了南昌城头每一个守军的心。行宫之内，昔日繁华的宁王府邸，如今成了南明弘光朝廷临时的中枢，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压抑和惶恐。皇帝朱由崧，这位一度被诟病为昏聩的君王，在经历了国都沦丧、仓皇南奔的剧痛后，脸上少了些许浮夸，多了几分沉郁与挣扎。他并非完全看不清局势，只是过往的惯性让他沉溺享乐，而今，现实的残酷将他最后一点麻痹也击碎了。
这一日，暖阳透过雕花木窗，洒在御书房的青砖地面上。朱由崧并未如往常般早早歇息，而是与几位核心阁臣——首辅马士英、兵部尚书史可法、以及几位较为持重的勋臣，进行着又一次至关重要的密议。众人的脸色都异常凝重。
史可法须发已白了大半，声音却依旧铿锵：“陛下，南京虽失，然江南半壁尚在，江西、湖广、两广、云贵仍听号令。清虏势大，锐气正盛，若再与之正面争锋，恐非上策。当务之急，是稳固现有防线，深沟高垒，休养生息，以待天时。”他的策略稳健，却透着几分无奈。
马士英眉头紧锁，补充道：“史阁部所言甚是。然我军新败，士气低迷，钱粮筹措亦愈发艰难。若一味固守，恐清虏步步紧逼，疆土日蹙啊。”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守势往往意味着被动挨打。
就在这时，一旁侍立、负责文书记录的司礼监太监韩赞周，小心翼翼地呈上一份密报，低声道：“陛下，这是平西侯府那边，戚公子再次呈上的‘开辟敌后战场’方略的详细条陈，请皇爷御览。”
朱由崧揉了揉眉心，接过那份写得密密麻麻的奏疏。这已不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建议了。当初戚睿涵初次提出时，他已经派出李大坤首次尝试，竟在南京取得了不小的成效；如今，局面大为扭转。他逐字逐句地读者，戚睿涵在条陈中详细阐述了敌后游击如何消耗清军兵力、牵制其物资、扰乱其统治秩序，甚至如何利用清廷政策失当（如剃发易服、圈地）来争取民心。
他仿佛能看到，在广袤的北方沦陷区，无数的“忠义之火”被点燃，让不可一世的清军寝食难安。尤其是其中一条——“凡能于敌后拉起一支队伍，有所斩获者，无论之前是白身还是罪囚，皆可按功授官，光耀门楣。”这一条，像一道闪电划过他混沌的脑海。这打破了朝廷选官用人的常规，却能极大地激发底层民众的积极性。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那些心怀故国的士子，那些为了生存而战的流民……他们的力量若能被引导起来，将何等可怕？
朱由崧放下奏疏，目光扫过在场诸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和决绝：“戚爱卿此策，虽是兵行险着，然今时今日，或可一试。朕意已决！”他深吸一口气，仿佛要为自己注入勇气，“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传朕密旨！”
他口述，韩赞周笔录，一份影响深远的密旨就此诞生。旨意不再局限于固守城池、正面迎敌，而是以极具煽动性的语言，号召天下所有心怀大明、不甘为奴的忠义之士，不拘出身，无论士农工商，甚至绿林豪杰、狱中罪囚，皆可潜入清军占领区，“联络志士，发动百姓，扰敌后方，断其粮道，焚其辎重”，要让清虏陷入“处处有烽火，时时需防备”的泥沼，永无宁日。而赏格，正如戚睿涵所建议，空前丰厚，以官爵、荣耀为诱饵，激发最原始也是最强大的动力。
“拟好之后，用最快、最隐秘的渠道，散发出去！尤其是江北、山东、河南等地！”朱由崧最后下令道，他的手因激动而微微颤抖。这或许是他登基以来，做出的最富冒险精神，也最具潜在影响力的一个决定。
几乎在同一时间，迁都至陕西凤翔府的大顺皇帝李自成，也在他的临时皇宫——一座改建的前明王府内，面临着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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