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庄西头那三间低矮的土坯房，像三个疲惫不堪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蹲在华北平原凛冽的寒风里。墙皮被往年秋天的雨水泡发了，又经冬日的北风一抽，大块大块地剥落，露出里面掺着麦秸的、黄褐色的泥土胚子，像生了癞疮的头皮。屋顶的茅草早已腐朽发黑，几处明显的凹陷，让人担心再来一场大雪，就能把这勉强支撑的骨架彻底压垮。这里，就是赵建军的家，如今，也成了聂小梅的“新梭箱”。
屋里比外面强不了多少。阴冷，潮湿，一股子常年不散的、混合着老陈土、霉烂物和劣质烟叶的沉闷气味，固执地钻进鼻腔。唯一的大家具是一张黑黢黢的八仙桌，桌腿用砖头垫着，才勉强站稳。炕上的苇席破了好几个洞，露出底下夯实的黄土。这就是他们的“新房”。
赵建军的父母，老实巴交得像两株沉默的高粱。赵老栓和聂老栓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习惯蹲着，都抽着呛人的旱烟，都用沉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赵母则是个瘦小干瘪的女人，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怯怯的、仿佛做了错事的神情。对于儿子领回来的这个“带着身子”的、名声在外的媳妇，他们心里是复杂的，有对儿子未来的担忧，有对邻里议论的恐惧，但也有一丝庄稼人本分的接纳——进了门，就是一家人了。
聂小梅没有抱怨，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她默默地放下那个小包袱，挽起袖子，就开始收拾。她用旧报纸糊住墙壁上的破洞，找来麻绳捆扎好散乱的茅草，把坑洼的泥土地面扫了又扫。她没有娘家可回的嫁妆，只有一双手，和一股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倔强。
日子，就像赵建军开的那辆破拖拉机，吭哧吭哧，沉重而缓慢地向前挪动。赵建军比以前更拼了命。他不仅开着那辆属于自己的、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的拖拉机，在附近几个村庄揽活，拉粮食，运砖瓦，什么都干。还通过驾校师傅的关系，偶尔能接到县运输队的临时活儿，跟着跑长途，拉煤、拉水泥。那活儿更累，风险也大，但钱能多挣几个。每次出车回来，他都像从土里刨出来的人，浑身散发着机油、汗臭和风尘的味道，眼窝深陷，嘴唇干裂，但把那些皱巴巴、带着体温的票子塞到聂小梅手里时，他眼睛里总有光。
聂小梅的肚子，如同吹气般一天天大起来，沉甸甸地坠在身前，像揣着一个成熟的、饱满的西瓜。行动越来越不便，但她依旧不肯闲着。赵家也有几亩薄田，她拖着笨重的身子，跟着公婆下地，间苗，除草，能做一点是一点。更多的时候，她待在家里，操持那点简陋的家务，或者，就对着窗外那一片灰蒙蒙的天空发呆。
她的手，闲不住。那双曾经在织布厂里被染料浸泡、磨出茧子、如今因为怀孕略显浮肿的手，似乎还记得经纬交织的节奏。她看着婆婆那架搁在墙角、落满灰尘、几乎快要散架的老式木织机，心里萌生出一个念头。
一天晚上，赵建军出车回来，累得倒在炕上几乎立刻就要睡去。聂小梅推了推他，轻声说：“建军，我想……把娘那架旧织机拾掇出来。”
赵建军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随即猛地睁开眼，困惑地看着她：“那老物件，都快散架了，还能用？你要它干啥？”
“我想织点布。”聂小梅的声音很平静，眼神却亮晶晶的，“就用咱家自留地里那点土棉花，纺点线。不图卖钱，至少……能给快出生的孩子，做几件贴身的软和衣裳。也比买的确良省点钱。”
赵建军看着妻子在昏暗煤油灯下，那因为孕期而显得有些浮肿，却异常坚定的脸庞，心里一软，点了点头：“成，明儿我帮你拾掇。”
那架老织机，真是老掉牙了。木料被虫蛀得厉害，榫卯松动，机杼上锈迹斑斑，那根用来投纬的梭子，也磨损得不成样子。赵建军花了两个晚上的工夫，又是敲打，又是捆绑，总算让它勉强能立稳了。聂小梅则用旧布条，细细地擦拭每一个部件，给生锈的地方涂抹上仅有的几点菜油，像对待一个濒死的老人，试图唤醒它体内残存的最后一点生机。
没有现成的、染好色的彩线。聂小梅想起了在织布厂学到的那些最原始的染色法子。她摘来田野里的蓼蓝叶子，捣出汁液，染出最本真的靛蓝；她用石榴皮熬水，得到淡淡的土黄色；她甚至挖来河边的红泥，过滤沉淀，试着给棉线染上一种接近土地的红褐。
这些颜色，不鲜艳，不夺目，甚至有些灰扑扑的，带着植物和泥土本身沉郁的调子。但聂小梅看着那些在盆里浸泡的、逐渐染上颜色的棉线，心里却感到一种莫名的踏实。这不再是织布厂里那些气味刺鼻的化学染料，这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颜色。
她坐在那架嘎吱作响的老织机前，笨拙地，回忆着，摸索着。双脚交替踩着踏板，发出沉重的“哐当”声，手臂费力地抛着那只沉重的木梭，经纬线在缓慢而艰涩地交织。起初，织出来的布，疏密不均，甚至还有断线、跳线的地方，粗糙得只能当抹布。但她不气馁，拆了织，织了拆。汗水顺着她的额角流下，滴落在刚刚成型的、还带着植物清气的布面上，洇开一小团深色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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