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梁山的雾，是活的。
不是水汽凝成的雾，是竹海蒸腾出的、带着竹叶清香的绿雾。
晨起时，雾从山谷底漫上来，漫过茅屋的檐角，漫过菜园的篱笆，漫过屋后那两座坟——一座新，一座旧，都朝着南京方向。康福坐在门槛上，用独臂磨刀。
刀是柴刀，用了三年，刃口磨得雪亮，映出他脸上那道从眉骨划到嘴角的疤，也映出雾里缓缓走来的那个人影。
跛的。
左腿瘸得厉害，走一步，身子往右倾一下，像随时要倒。但手里拄的拐杖很稳，是硬木的，杵在石板路上，“笃、笃、笃”，有节奏，像在数步子。
康福没抬头，继续磨刀。
“笃、笃、笃。”
声音在雾里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孤寂。像这山里，只有这两个人，和这两座坟。
人影走到篱笆外，停住。
“康兄弟，”声音沙哑，带着皖北口音，“今日……还上山？”
康福终于抬头。
雾渐散，他看清来人的脸——五十来岁，瘦，眼窝深陷，但眼睛很亮。右脸颊有个烙印，不是刺青，是烫的，烙的是一个“太平”的“太”字，但只剩半截。那是太平天国士兵的标记，用烧红的铁烙在脸上，逃不掉，洗不净，要带进棺材里。
“上山。”康福说，“砍几根毛竹，补屋顶。”
“一起？”
“随你。”
没有客套，没有寒暄。就像两个认识很多年的老邻居，日常的对话。但事实上，他们认识才三个月。三个月前，康福搬来东梁山，在竹林深处搭了这间茅屋。第二天，这个人就拄着拐杖来了，说住在山那边，看见炊烟，过来看看。
那天他们也没多说。
就站在屋前，看着南京方向，看了很久。
然后那人说：“我姓陈，叫陈玉堂。以前……在太平军里当过师帅。”
康福说：“我姓康，叫康福。以前……在湘军里当过哨官。”
说完，两人都沉默了。
因为“师帅”和“哨官”，在战场上相遇，是要拼个你死我活的。师帅管两千五百人，哨官管一百人——按理说，陈玉堂的官阶比康福高得多。但现在，一个瘸了腿，一个断了臂，在这深山里，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十年的血海深仇，也隔着……同样无处可去的余生。
“喝茶吗？”最后康福问。
“喝。”
茶是山里的野茶，自己采，自己炒，味道很苦，但回甘。两人坐在屋前的石凳上，一碗一碗喝，从晌午喝到日落，一句话没说。
第二天，陈玉堂又来了。
带了一包盐——山里缺盐。
康福收了，第三天回赠了一挂腊肉。
就这样，一天一天，两人成了“邻居”。一起上山砍柴，一起下河摸鱼，一起在屋后开出一小片菜园，种了些青菜萝卜。偶尔说话，说的也都是山里的活计：哪片竹子长得旺，哪条溪里有鱼，哪天要下雨。
从不提从前。
好像那十年你死我活的厮杀，那些死在彼此刀下的同袍，那些火光冲天的城池，那些堆积如山的尸体……都不存在。
直到今天。
上山的路很陡。
康福在前，陈玉堂在后。康福独臂，但腿脚利索，爬得很快。陈玉堂腿瘸，拄着拐杖，走得很慢，但一步不停。爬到半山腰时，两人都出汗了，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脚。
雾完全散了。
阳光从竹叶缝隙漏下来，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光影。远处能看到长江，像一条灰黄的带子，在群山间蜿蜒。更远处，隐约能看见南京城的轮廓——像一头蹲伏的巨兽，在薄雾中若隐若现。
“康兄弟，”陈玉堂忽然开口，“你背上……那伤，是天京那仗留下的？”
康福愣了一下。
三个月来，这是陈玉堂第一次问“从前”。
“是。”他点头，“同治三年六月十六，太平门。你们一个弟兄，用长矛捅的，从后背捅进去，从前胸透出来。我反手一刀，砍了他的头。”
话说得很平静，像在说昨天砍了一根竹子。
陈玉堂沉默片刻。
“那天，”他说，“我在仪凤门。你们湘军炸开城墙，我带着五百人堵缺口。杀了七个，第八个……砍断了我的腿。”
他撩起裤脚——左小腿以下，是空的。断口处用布缠着，布已经旧得发黄。
“那五百人，”康福问，“活下来几个？”
“十二个。”陈玉堂说，“包括我。”
又沉默。
山风穿过竹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无数亡魂在哭。
“我手下那一哨，”康福说，“一百二十人。破城时剩三十七个。现在……大概就我一个还活着。”
“我那一师，”陈玉堂说，“两千五百人。最后清点，活着的……一百零三个。”
数字。
冷冰冰的数字。
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命，都是一段被战争碾碎的人生。
而现在，这两个曾经带领这些数字互相厮杀的人，坐在一起，平静地交换这些数字，像在交换菜园里萝卜和青菜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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