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厌的谋划如精密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便无声而迅猛地改变着朝局的走向。
第一步，针对镇北王季晗。
正如迟厌所策划，季凛在新帝登基后的第一次大朝会上，当众宣读了对大皇兄的“恩典”——加封其为“摄政王”，赐九锡殊荣，命其回京辅政，总领天下兵马大元帅（虚衔），参赞军机要务。
圣旨用词极尽褒扬，将季晗的功勋捧到云端。
然而，紧随其后的几道旨意，却悄无声息地分解了他的实权：原五军都督府职权被一分为三，由三位资历深厚、素来与皇子们保持距离的老将分掌；北境边军的实际指挥权，则交给了季晗的两位副将，并额外派遣了一位“监军”——那是暗卫司安插的人。
朝堂之上，季晗跪接圣旨，面色沉静如铁。
他叩首谢恩，声音洪亮，听不出丝毫情绪。
但当他抬起头，望向御座上那个面色苍白、眼神躲闪的幼弟时，眼中那一闪而过的复杂与冰冷，让季凛几乎不敢直视。
退朝后，季晗没有片刻停留，当日下午便交出帅印虎符，轻装简从，离开了居住了不到两年的镇北王府，搬进了内城新建的、更为奢华却远离兵营的摄政王府。
王府高墙深院，美轮美奂，却也像一座精致的囚笼。
第二步，是看似平静，实则更为凶险的，对二皇子季贤与三皇子季嘉的处置。
季凛在迟厌的授意下，先是以“新帝登基，需亲王表率，镇抚四方”为由，加封季贤为“贤王”，命其即刻前往江南富庶之地“休养”，实则将其调离京城政治中心，斩断他与朝中旧部的直接联系。
季贤的母族势力多在江南，此看似恩宠的放逐，实为驱虎归山，同时将其置于更容易监控之地。
季贤离京那日，面色阴鸷，在城门口回望巍峨皇城良久，最终冷笑一声，策马而去。
紧接着，是对季嘉的“重用”。
新帝下旨，言“北疆初定，然民治未安，非贤能亲王不可镇抚”，加封季嘉为“嘉亲王”，命其全权负责北境三州战后安抚、屯田及互市事宜。
这差事听起来责任重大，光荣无比，实则是个烫手山芋——北境贫瘠，民风彪悍，各族杂处，矛盾重重，且远离中枢。
季嘉若做得好，是分内之事；若做不好，或稍有差池，便是现成的把柄。
更为致命的是，旨意中明确要求“亲王当亲力亲为，长驻北境，以安民心”，几乎等同于变相流放，且期限模糊。
季嘉接旨时，脸上的笑容几乎维持不住。
他深深看了一眼御阶旁垂手而立的迟厌，又看向御座上那几乎不敢与他对视的幼弟，最终躬身领旨，一言不发。
两位最具竞争力的兄长被相继“荣调”，他们的党羽瞬间失去了主心骨。
接下来的清洗，便顺理成章，也更为残酷。
暗卫司与刑部、大理寺联手，以“清查亏空”、“整肃吏治”为名，掀起了一场席卷朝野的风暴。
二皇子、三皇子（如今是贤王与嘉亲王）一系的官员，或因为陈年旧账，或因为新近“发现”的贪墨、渎职、结党等罪名，被纷纷揪出。
朝堂之上，每日都有官员被拖走。
菜市口，每隔几日便有鲜血染红地面。
抄家的车队，在京城街道上络绎不绝。
哭喊声，求饶声，咒骂声，被皇城的红墙与肃杀的兵甲隔绝在民间传闻之中，却更添恐怖。
短短数月，朝中格局天翻地覆。
昔日盘根错节的皇子势力被连根拔起，或斩或贬，或流放或圈禁。
空出来的位置，迅速被填补上“资历合适”、“能力尚可”，且最重要是——与任何皇子都无紧密瓜葛，甚至隐隐向迟厌示好的官员。
金銮殿上，龙椅依旧高高在上。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真正的权柄，已经悄然转移。
年轻的皇帝季凛，每日按时上朝，坐在那宽大冰冷的龙椅上，听着阶下百官山呼奏事。
他努力挺直脊背，试图做出威严的样子，但眼底深处的茫然与无助，却难以完全掩饰。
奏事的大臣，言毕总会不自觉地，将目光瞥向御座一侧。
那里，迟厌通常静立着。
他并不总是开口，甚至多数时候只是垂眸聆听。
但每当遇到难以决断、争议较大之事，或触及某些关键人事、财赋问题时，季凛总会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他。
而迟厌，或微微颔首，或几不可察地摇头，或低声说上一两句。
然后，季凛便会像是得到了主心骨，按照迟厌的暗示，做出决断。
起初，还有些许耿直或别有用心的老臣，会出言“提醒”陛下应乾纲独断。
但很快，这些人要么在暗卫司的“关照”下麻烦缠身，要么被调任闲职，渐渐也就无人敢再置喙。
朝堂议事，渐渐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大事必得迟督公点头，方算定论。
即便迟厌不在场，决策也会被有意无意地拖延，直到“请示过督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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