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清晨五点半。
吴普同醒了。天已经蒙蒙亮，夏日的晨光来得早，透过薄薄的窗帘，把房间染成一种朦胧的灰蓝色。他没有立刻起床，而是躺在那里，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和马雪艳均匀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
今天是去卫生纸厂试工的日子。
三天前，马雪艳下班回来说，她厂里一个同事的亲戚在西郊卫生纸厂当车间主任，那里缺人手，问他要不要去试试。工作很简单，就是把大卷的卫生纸分切成小卷，按件计酬，多劳多得。
“至少比铜丝厂安全。”马雪艳当时说。
吴普同答应了。他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证明自己不是“娇气”。尽管心里明白，这又是一份纯粹的体力活，和他学了四年的动物科学八竿子打不着。
他在床上又躺了几分钟，然后轻轻起身，尽量不吵醒马雪艳。但她还是醒了，睡眠很浅。
“要走了？”她问，声音带着困意。
“还早，你再睡会儿。”
马雪艳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我起来给你弄点吃的。”
“不用，我自己来。”
但她已经下床了。吴普同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厨房门口，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是感激，也是愧疚。结婚两年多，她跟着他，没享过什么福，反而要为他担心，为他奔波。
他穿上衣服。还是那套深色的长裤和衬衫，洗得有些发白了，但干净。他特意选了深色，耐脏。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口罩——普通的纱布口罩，洗过很多次，纱布已经变薄了。马雪艳昨天特意去药店买了两个新的，但他舍不得用，想着今天只是试工，不一定能留下，先用旧的。
厨房里，马雪艳在热粥。昨天剩下的粥，加水再煮开，稠稠的。她又煎了个鸡蛋——家里最后一个鸡蛋，金黄色的蛋黄在锅里“滋滋”响。
“今天试工，吃个鸡蛋，有力气。”她说。
吴普同没说话。他知道这个鸡蛋本来是她准备今天中午带饭吃的。他们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花。
吃完早饭，六点。吴普同检查要带的东西：水杯，饭盒（里面装着馒头和咸菜），备用手套，还有那个旧口罩。他推着自行车下楼——还是那辆黑色的永久二八，车把有些锈了，但还算结实。
清晨的保定街道很安静。偶尔有早起的老人提着鸟笼遛弯，有清洁工在扫街，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声音。空气很清新，带着露水的湿意。他骑上车，朝着西郊的方向去。
西郊离他们住的地方不近，骑了将近五十分钟。越往西骑，楼房越少，平房和厂房越多。路也变得不太好，有些路段坑坑洼洼的，自行车颠簸得厉害。
七点差十分，他到了卫生纸厂。
厂子不大，在一个巷子尽头。灰色的围墙，锈迹斑斑的铁门，门口挂着块木牌，上面用红漆写着“保定市西郊卫生纸厂”，字迹已经斑驳了。厂区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嗡嗡”的，持续不断。
吴普同停好车，走进厂门。门卫室有个老头在喝茶，看见他，探出头：“找谁？”
“我来试工的，找王主任。”吴普同说。
“哦，小王介绍的。”老头上下打量他，“往前走，第二排厂房，左边第一个门。”
“谢谢。”
吴普同按照指示往前走。厂区不大，但很杂乱。空地上堆着各种原材料——成捆的废纸、回收的纸箱，还有一些他说不上来的东西。空气里有股奇怪的味道，像是纸张发霉的味道，又掺杂着某种化学制剂的气味。
第二排厂房是栋红砖平房，窗户很小，玻璃上糊着一层厚厚的灰。他推开左边第一个门。
热浪和噪音一起扑出来。
车间里比外面热至少十度。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那是种低沉、持续的声音，钻进耳朵里，让人头皮发麻。车间很大，但很昏暗，只有几盏昏黄的灯吊在高高的房梁上。空气中漂浮着细密的粉尘，在灯光下形成一道道可见的光柱。
吴普同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会儿。然后他看见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中年男人走过来，大约四十多岁，个子不高，很瘦，脸上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
“你是吴普同？”男人问，声音很大，要盖过机器的噪音。
“是。”
“我是王主任。”男人说，没伸手，“小王介绍的吧？跟我来。”
吴普同跟着他往里走。车间里排列着十几台机器，每台机器前都站着一两个工人。机器在运转，大卷的卫生纸在滚轴上转动，被切割成小卷，然后滚落到下面的筐里。工人们动作很快，把切好的小卷拿出来，检查，码放，再把新的大卷装上去。
粉尘很大。即使戴着口罩，吴普同也能感觉到细小的颗粒钻进鼻腔。他忍不住咳嗽了一声。
王主任回头看了他一眼：“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吧？习惯就好。”
他们走到车间最里面的一台机器前。这台机器看起来比其他的旧一些，油漆剥落，露出锈迹斑斑的铁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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