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车队的尘土在夕阳下泛着血色。佐佐木雄二坐在摇晃的吉普车里，看着担架上的森下浩二被抬进野战医院的帐篷。德国顾问克鲁格拍了拍他的肩膀：“我的朋友，接下来你得自己小心了。”
野战医院设在一处废弃的村庄里，到处是呻吟的伤兵和忙碌的医护人员。雄二注意到，这里的伤患大多是轻伤员，重伤员寥寥无几——显然能从前线活着送到这里的并不多。
“日本人？”一个戴红十字臂章的外国医生皱眉打量着雄二。
“反战人士，”克鲁格解释道，“他的朋友需要手术。”
医生检查了森下的伤势，摇摇头：“伤口严重感染，需要立即截肢。但麻醉药！”
“用我的配额。”克鲁格果断地说。
雄二被安排在帐篷外等候。夜幕降临，医院点起了煤油灯，灯光在帆布上投下忙碌的人影。远处炮声隆隆，那是武汉方向传来的。
“抽烟吗？”一个穿国军制服的军官递来支“老刀牌”。
雄二摇头谢绝。军官自顾自点上，突然用日语问：“大阪人？”
雄二浑身绷紧。军官笑了笑，摘下帽子露出额角的伤疤：“别紧张，我是台湾人，东京留过学。”他吐了个烟圈，“你们的事我听说了，炸毒气车的英雄。”
“我们只是……”
“不用解释，”军官打断他，“在这鬼地方，活下来的都是兄弟。”
手术持续到半夜。雄二靠在弹药箱上打盹，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克鲁格带着两个国军宪兵匆匆走来，脸色凝重。
“情况有变，”德国人低声道，“刚收到情报，日军特高课悬赏捉拿你们，已经有人告密了。”
雄二握紧了腰间的南部式手枪——这是他们唯一没被收缴的武器。克鲁格摇摇头：“不是这里，但你们必须立刻转移。”
“森下刚做完手术。”
“抬走，”克鲁格斩钉截铁，“我已经安排了车。”
十分钟后，昏迷的森下被抬上一辆伪装成救护车的卡车。克鲁格塞给雄二一张纸条：“去这个坐标，有我们的人接应。”
卡车在夜色中驶离医院。车厢里除了森下，还有几个轻伤员和一个国军医护兵。医护兵警惕地盯着雄二，手始终没离开腰间的手枪。
“放心，”雄二举起双手，“我们只想活命。”
车行至凌晨，突然一个急刹。前方传来嘈杂的喊声和引擎声。医护兵掀开车帘一角，脸色骤变：“检查站！日本人的！”
雄二透过缝隙看到，路障前站着几个日军士兵，钢盔下的面孔在车灯照射下显得格外狰狞。领头的军曹正在检查前车的证件。
“把担架放平，”雄二快速说道，“盖上毯子，就说我们是重伤昏迷的国军俘虏。”
卡车缓缓挪到路障前。军曹用手电筒照着每个人的脸，当照到雄二时，明显停顿了一下。雄二心跳如鼓，但保持着呆滞的表情。
“这个怎么回事？”军曹用枪管指着森下。
“重伤员，”医护兵用蹩脚的日语回答，“头部中弹，活不过今晚。”
军曹嫌恶地摆摆手：“快走快走，别死在这儿。”
卡车重新启动时，雄二的后背已经湿透。医护兵长舒一口气：“你日语真好。”
天亮时分，他们抵达目的地——一个隐蔽在山谷中的小村庄。接应的是个穿长衫的中年人，自称“老吴”。他带人把森下抬进一间农舍，里面早有医生等候。
“你们安全了，”老吴给雄二倒了杯热茶，“这里是新四军和国军的联合交通站。”
雄二这才知道，克鲁格表面是德国顾问，实际暗中帮助中国军队。这个交通站专门转移重要人员和物资，偶尔也救治双方伤员。
森下在三天后醒来，发现自己少了条腿时，出奇的平静。“总比没命强，”他苦笑着对雄二说，“这下真成废人了。”
老吴给他们安排了新身份——森下是上海日资企业的雇员，在战乱中受伤；雄武则是他的同事。等森下能坐起来了，就用渔船送他们去上海。
“到了上海有我们的人接应，”老吴说，“租界里日本人多，你们容易隐藏。”
计划在十月中旬实施。这段时间里，雄二帮着交通站做些翻译和情报整理工作。一天夜里，老吴带来个惊人消息：九江日军内部发生哗变，大阪第四联队的士兵与宪兵队爆发冲突，原因是联队长野田大尉被特高课逮捕。
“罪名是包庇叛徒，”老吴意味深长地看着雄二，“据说跟你有关。”
雄二心头一震。野田虽然严厉，但一直暗中保护联队里的“问题分子”。如果因为自己连累了他……
“我想回九江。”雄二突然说。
“你疯了？”森下从床上撑起身子，“回去送死吗？”
老吴也反对：“太危险了。吉村少佐正等着拿你的人头领赏呢。”
雄二摇摇头，从贴身口袋掏出那块钨矿砂：“野田大尉救过我的命。大阪第四联队可能有很多混蛋，但也有原田那样的人，我不能丢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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