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岐猛扶着墙站了起来。
膝盖一直在抖。
不是怕，是刚才跪得太久，碎玻璃嵌在肉里，每一次关节活动都把那些小碎片往更深处推。
他用那只完好的右手撑住墙壁，把身体从地上拔起来。
左手垂在身侧，五根手指歪向不同的方向，肿胀已经从手掌蔓延到手腕，淤血把皮肤染成了一种近似熟透茄子的颜色。
他在前面带路。
穿过翻倒的赌桌，穿过踩扁的筹码和撕破的钞票，穿过还在角落里低声呻吟的手下。没有人抬头看他。
这些刚才还为他卖命的人，此刻都把脸埋在手臂里，像一群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
办公室在赌场最深处的角落。一扇铁门，很厚，门把手上缠着几圈防滑的胶带。
八岐猛用肩膀把门顶开，铁门发出很沉的响声。
灯开了。
办公室不大，一张铁皮桌，两把折叠椅，墙角堆着几个落满灰的文件箱。
桌上摆着一个烟灰缸，里面塞满了烟头，有几根只抽了一半就被按灭了。
墙壁上挂着一张歌舞伎町的旧地图，边角用图钉固定，纸已经泛黄卷边。
龙崎真在折叠椅上坐下。椅面很凉，金属的冷意透过牛仔裤传上来。
他翘起腿，把烟从嘴边拿下来，弹了一下烟灰。
烟灰落在水泥地上，被从门缝里漏进来的风一吹就散了。
八岐猛没有坐。
他靠在铁皮桌边缘，右手撑着桌面，左手垂在身侧，像一截被遗忘在晾衣绳上的旧衣服。
“说吧。”龙崎真说。
八岐猛吸了一口气。
“九条玲子。九条正宗的妻子。九条正宗是现任众议院议员，属于执政党，在财务省当过两年副大臣。他这个议员席位不是自己打下来的——九条家三代都是这个选区的议员，他父亲九条诚一当过一任邮政大臣，祖父九条重光是战后第一代众议员，和吉田茂喝过茶。”
“九条玲子娘家姓花山院。花山院家不在东京——大本营在京都，从江户时代就是给宫里做纺织的御用商人，明治以后转实业，二战前已经控制了关西一带好几家纺织厂和银行。战后他们不像三井三菱那样往重工业走，一直守着金融和不动产这两块，关西地方银行里有好几家都是花山院家旧部在管。低调，但是根扎得深。九条玲子是他们家这一代的长女。她嫁给九条正宗是二十三年前的事——政治联姻，九条家有国会席位但缺现金流，花山院家有钱但缺政治管道。”
“九条玲子自己不管公司。但她每年办两次慈善晚宴，在港区的大仓酒店。春天一次秋天一次。名单上的人来头都不小——警视厅刑事部的部长去过，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的审议官去过，几个大律所的合伙人每年都去。她把这些关系经营得很细。不是送钱，是给便利——帮某位警视厅高官的儿子安排去花山院旗下的银行实习，帮某个议员的女儿牵线进京都的老牌茶道流派。都是小事，但每件事都让人欠她一点。”
“九条家在东京这边的脏活——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脏活。主要是处理一些不方便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事。比如某个不肯拆迁的老头，比如某个跟九条正宗竞选时说了不该说的话的地方议员，比如某个在银座喝多了酒、对陪酒女说了九条家坏话的小报记者。这些事九条玲子不出面。她手下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这些——姓吉冈，以前是警视厅搜查四课的，因为收黑钱被劝退了。他在东京的黑道和警界都有人脉，九条家雇他当了个私人秘书。每次有事，吉冈就通过中间人一层一层往下外包，最后落到我这种人手里。”
“我见过她三次。第一次是十年前，我刚接手这个帮派的时候，吉冈带我去港区见她。她请我喝了一杯茶，说以后在这条街上有什么事可以找吉冈。第二次是五年前，我替她处理了一个纠缠她儿子的女人，事后她让人送了一百万现金到吉冈那里。第三次是三年前，她儿子在歌舞伎町喝酒跟人起了冲突，我带人过去平事，事后她打了个电话过来，说了三句话——‘辛苦了’‘收拾干净’‘挂了’。”
八岐猛停了一下。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左手，那只手还在往外渗血，滴在水泥地上，已经积了小小一洼。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吉冈的手机号码我存在办公室的座机里。”
龙崎真听完这一段话，没有立刻开口。
他从口袋里摸出那盒七星——里面还剩最后一根。
他把烟叼在嘴里，打火机在拇指上转了一圈，没点。
他在想刚才那些名字。
九条正宗，国会议员，财务省副大臣。
九条玲子，花山院家的大小姐，港区慈善晚宴的女主人。
一个政治世家，一个财阀旧族。
二十三年的联姻，九条家有国会席位但缺现金流，花山院家有流水但缺政治管道。
这个组合不是强强联手——是互补。
就像他当初在户亚留做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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