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需要没有被用来吞掉整个仓，也没有因权属未决让伤者断药。
另一批商货的封皮已经破损。
货主说围城时被守军强开，守军仓吏却说货主自己拆封卖过一半。清点只确认现存数量，损失经过另开调查，不拿受降表替旧日货损结案。
“赢了城还不能动粮？”军需官问。
“若降表能替所有人处分财物，明日谁先抓住守将，谁就能让他把全城都送出去。”孙传庭道。
分类持续到天黑。
商货中有药材、地毯、干果和两批待转运的铁料。货主凭寄存票、包装记号和商栈账认领，不能只凭口头。没有票的先列争议，也不自动没收。
私人箱柜仍有守军军官封条。
一名军官称那是军费，打开后却发现大半是家眷首饰。首饰封回私人栏，军费来源另查。降兵身份不让他保住可疑公款，也不让军队把妻女首饰算作战利品。
封仓很快推高粮价。
粮商要求军方承诺开放后绝不征用。
孙传庭不能作绝对保证。若城中再起战事，军队可能依法紧急购买，但必须写数量、价格、时限和申诉，不能无条拿走。
商人不满意，却比一句“军队绝不碰粮”更知道风险在哪里。
西路还放出一批围城时截下、已经确认属于普通商人的粮。原货主凭清单领回，缺少的袋数按当日记录继续追，不因货物终于回来便要求他们感谢占领军。
市面供给稍有恢复，价格才从高点回落一点。
城内商人怕所有粮被占领军接管，纷纷关铺。居民排队买粮，价格半日涨了两成。若继续把所有仓都封住，受降后的第一场危机就会从饥饿开始。
孙传庭下令开放已经核清的民商货。
商人可以按登记数量出库，须留下售价和去向；瓦克夫确认用于施药和日常供给的部分也恢复使用。军用仓继续封存，争议粮不动。
西路因此少拿一批可以暂时救急的粮，却让商铺重新开门。
粮价仍高，没有一夜回落。居民担心战争再起，驮运也尚未恢复。军方只公布已开放多少、还有多少在核，不用一道限价令假装供给已经正常。
降兵审查同时进行。
名单上的人逐个核姓名、原营、岗位、伤情和投降经过。有人重复列名，有人带着全家来降却不在册，还有几名炮手已经逃散。
一名士卒在两个营号都有名字。
他解释自己上月被临时调去守门，旧营没有销名。两名班头的记录能对上，重复不是他一人吃双饷的充分证据。另一名缺名者却持有守军腰牌，称书记漏写，仍须查腰牌来源。
“在册”只证明某份册子这样记过。
它不证明忠诚，也不证明犯罪。降兵可以申辩原属和行为，居民也可以提交具体侵扰证据。谁曾守过门、搬过粮、参与炮击，逐项核，不把所有交械者写成同一类人。
受降条件最终被公开张贴。
张贴处设了翻译和收件桌。
有人问，没在降表上签名的居民是否可以离城。有人问，守将欠的军饷是否由大夏全付。还有人担心提交财产异议会被列成反对受降。
答复逐条写在旁边。
居民出入按治安和战事规则登记，不以是否赞同守将为条件。旧欠饷进入核账，不承诺见名即付。财产异议只处理财物，不自动变成政治罪名。
一名寡妇拿着丈夫留下的军牌，称他已死却仍在降兵册。审查员将死亡日期、军牌来源和册上领饷记录分开收件。若死亡后仍有人领饷，追经手；不能因为查出冒领便把死者写成逃兵。
降表从一场仪式变成了数百个具体问题的起点。
降表约束签署守将和明确随附的军官，效力限于城门、水源、军仓、军械、兵册等已列节点。城内宗教捐产、私人财物和商货不因守将落印自动转移。未签者的行为另核，居民也不因城市受降自动成为大夏臣民中的无异议者。
守将看完，脸色铁青。
“你们接受我降，却说我不能代表全城？”
李定国道：“你能交你实际控制的军队和节点。不能拿一张表替别人交出祖产，也不能替每个士卒认罪。”
守将失去的，不只是兵权。
他也失去了用一次投降处分城内所有关系、再以交出财物换宽待的权力。
大夏得到城门、军仓和军械，却同时接下治安、粮价、伤兵、申诉和财产争议。军事终点成了治理起点。
夜间巡逻也重新编排。
西路亲军不熟悉街巷，若单独巡查容易堵错路、认错人。原守军中经初核无暴力指控者可带路，却不单独持械。每队另配本地坊代表，巡查记录交三方签名。
第一夜便抓到两名抢铺士卒，一人来自降兵，一人来自西路仆从军。两案按实际行为同样登记，没有用受降混乱替任何一方遮掩。
这让城内看到胜者也受规则约束，也让西路自己多出两桩必须处理的军纪案。
第二日，三名降将同时求见。
三人竟都姓侯赛因，分别来自部族骑兵、宫廷旧军和地方火枪队。他们各自画了一条通往设拉子方向的商路，都称只有自己的旧关系能保证水点、桥梁和驮队安全。
三张图互相矛盾。
一人说北路有井，另一人说井已被仇家控制；第三人则承诺三日可达，却不肯写驮畜损耗。
孙传庭把三张图并排。
“换一面旗，不会让旧关系同时变真。”
“先别争谁忠。”
“给他们三件能核的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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