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港门只开了一条缝。
宗氏使者站在缝后，先递出一只木匣。
匣内是旧礼仪册、航路簿和朝鲜通信使过岛时留下的接待清单。纸页写着癸未年，边角发黄，记载迎送次序、泊船处、所用粮柴与译员姓名。那些是多年前真实往来的旧册。
另一只匣子却新得多。
驻军名簿、征粮收条、船只进出和伤兵转运都在这场战争中产生。有的用宗氏旧印，有的盖着占领军临时印，有的两印并列。旧外交礼册能说明过去如何迎使，不能证明今日哪支船运粮；今日占领记录能追查征用，也不能改写多年前发生过的礼仪。
宗氏使者把两匣并排放下。
“旧路可信，所以港门应全开。”
朝鲜译官冷笑：“旧时迎使不等于今日可放兵船。”
大夏审簿官没有替任何一方接话。
旧册先按原页、朝鲜文译本、汉文译本和度量换算四列摆开。缺页另列，虫蛀处保留空格，不准翻译者按熟悉礼制补字。涉及米、石、斗和船载的数目，原数与换算数并存，谁换算、用何尺度都要签名。
一页旧册写“米五十”，量词恰在虫蛀处。宗氏译员按惯例补成石，朝鲜译员认为应是俵，两者相差甚大。审簿官把补字刮去，只保留五十与缺口。旧使团究竟用了多少粮，可以再找别册对照，不能因今日要谈补给便选更有利的量词。
另一页记着引船人姓名，朝鲜旧簿也有同名。两边日期相合，却只证明当年这名引船人参与迎使，不证明其后人今日必须替任何一方领航。宗氏提出按旧例征调其家，大夏只准自愿询价。
新簿则按港税、粮食、航运、驻军和战时征用拆开。
拆开后，重复数字立刻显出来。一批米先在宗氏仓簿记作港税，又在占领军簿记作军粮，最后在船簿记作商货。若三本相加，会把同一批米变成三批。只有仓门封记与船号能确认它先入仓、后上船，并未凭空增加。
审簿官把三种记录用细线连在一起。每一次改变用途都须有日期与经手，旧税不是天然军粮，军粮也不能卸下船便恢复成商人私货。
宗氏过去向商船收的港税，不等于占领军后来拿走的军粮；渔船平日出入，不等于战船获准通行；为旧使团备过的客舍，也不能自动变成今日驻兵合法凭据。
“我们交真簿，你们却只开一条水路？”使者问。
“真簿让我们继续核，不让整座港自动无罪。”审簿官答。
港内缺水已经三日。
平民挑着空桶守在门后，伤兵也在等药。朝鲜军有人主张先封死港门，迫宗氏交出全部驻军；海上军官却担心缺水引发疫病与纵火。
最后只批准一条受控补给线。
补给线的两端都设见证席。港内由宗氏、平民和朝鲜俘虏家属各出一人，港外由大夏、朝鲜军和船户各出一人。六人只见桶数与封签，不接触守军布置。任何一方少一人，仍可运紧急饮水，却须在回执上写明谁缺席。
第一日就少了港内宗氏见证。使者要求因此停水，想逼对方承认其人不可替代。领水百姓已经排到码头，审簿官让另两名见证照常点桶，把缺席单独记下。制度防偷换，不该成为扣住平民水桶的借口。
每日辰时，一艘无炮小船从外锚地送水、药和定量粮到北码头。船员、桶数、封签与回程空桶逐件核对。港门不开给第二艘船，岸上人员不得借挑水越过警戒线，守军也不得截留平民份额。
第一艘申报为粮船的船很快来了。
宗氏清单写着白米四百袋、麦二百袋、药材十二箱。占领军留下的另一本簿却把同一船号列作“兵员运送”，称上次载入步卒一百二十人。
船主举出收条。
“我交的是粮，有官印。”
审簿官先看纸张、印泥、日期和经手。收条本身是真纸真印，袋数也与宗氏清单相合。可船舱底层新钉了两排坐板，舷侧留有大量武器磨痕，吃水比单载粮更深。
“收条是真的。”船主急道。
“真的收条只证明有人收过所写之物。”
“那还不够？”
“不证明船上只有这些，也不证明今日这趟与上次相同。”
检查组没有因此说船主必然运兵。
他们测量坐板间距，恰够成年人并排坐；板下却没有固定武器的卡槽。舱壁残留的血迹已经发黑，军医只能判断不是当日，不能判断来自伤兵、殴打还是屠宰牲畜。每一项都增加疑问，却没有一项单独完成结论。
船员口述中，厨子说上次多煮了一百二十份饭，舵工说只多出六十人，水手则称半夜有人换船。饮水桶账显示额外消耗约九十人份。人数仍不能精确，却足以推翻“上次只有粮”的说法。
坐板也可能运劳工，磨痕也可能来自旧兵器。船员被分别询问，有人说上次载的是伤兵，有人说是新兵，舵工则承认夜里曾在另一湾靠岸，却不知道上船者身份。
粮袋逐层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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