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票”两个字刚写上公案，贺文正便把笔夺了过去。
“题名可以这么叫，发下去的文书不行。”
他在纸上另列两栏。左栏是盐引，记商人纳粮取得资格、到指定盐场支盐、沿线验引与最终缴销；右栏是边镇另发的粮盐凭证，只供军户与特定补给点按量领取。两者颜色、尺寸、存根都不同，谁也不能拿一张盐引到市上当钱花。
边仓主事有些不耐：“百姓只认能不能换盐，何必咬文嚼字？”
贺文正把一张旧引推给他：“若它能当钱，商人转手十次，最后谁去盐场支货？若不能追缴，一张纸便能取十次盐。名字混了，账也会跟着混。”
纳粮簿、支盐簿和缴销簿被分开摆上长案。每张盐引的号、领用人、支盐地和销号都要能沿三册走完。粮盐凭证则只记发给谁、可领多少、在哪一仓使用，过期作废，不得跨线流通。
有人当天就拿粮盐凭证去酒铺抵账。
酒铺掌柜见凭证上盖着官印，收了三张，第二日到军仓换盐。仓吏拒付，掌柜堵住门说官府赖账。三名军户也赶来，承认前夜喝酒没钱，误以为那张纸与粮饷一样可以转手。
若罚酒铺，掌柜会说自己不识新规；若照付，凭证立刻变成人人转卖的货币。贺文正让三名军户按原额度领盐，再从下月杂支中扣还酒钱；掌柜拿回欠条，不能直接持凭证支盐。仓外随即加了一块画图木牌：持证本人、指定仓口、有效日期，三者少一不可。
一名寡妇却提出不同情况。凭证在她伤病的儿子名下，人无法到仓，她若不能代领，全家便断盐。仓吏怕再出漏洞，一概拒绝代领。
贺文正让军中里正和同什一人共同作证，代领者按指印，原证剪角留存。这个口子只解决本人确实不能来的情形，每旬抽查。制度边界因一顿酒收紧，又因一户病人留出窄门。
制度刚贴到边仓墙上，第一场争执便来了。
两队商旅运来同样粗盐，一队从南口走，售价每斤七文；另一队绕过冬路，开价十二文。县吏指着价表说后者囤盐抬价，要求立即抄仓。
被指的商人巴图用生硬汉话骂道：“我的盐在路上死了六头牛。你拿南口的价买，我把牛尸也卖给你。”
县吏反驳：“别家同是北来，为何只要九文？”
通译问过才知，所谓“北来”不是一条路。九文那队隶属另一个部众，在中途有姻亲部落可换马、取草；巴图的队伍绕开一处冲突地，多走八日，还向两个渡口交过护路费。
贺文正命人把商旅自称、译名、交易地、出发日、畜损和经手逐项写下。仅凭族属和方向合成的“北价”被拆成三条路。
县吏仍道：“路远可以贵，贵近一倍总有问题。”
“那就复称、核仓。”
公秤被抬到市口。第一批南口盐袋标五十斤，连续抽十袋，平均短了三斤多。围观军户立刻鼓噪，商人说盐受潮结块，袋皮也有轻重。
有人质疑公秤本身偏重。南口商人带来自己的铜砣，称同一袋恰好足数。两边的秤杆放在一起，官秤用了新绳，吊点比旧刻偏了半分；商秤的铜砣又被挖去一个小孔，灌了较轻的蜡。
两把秤都不干净。
秤匠取一组封存标准砝码重校，先纠正官秤，再拆掉商秤假蜡。复称结果显示南口盐仍短重，却比第一次少短了近一斤。县吏原想用公秤立威，反先把自己的误差挂到了木牌上。
围观者看到官秤也能被校，不再只凭谁嗓门大站队。巴图主动要求用同一组砝码称自己的六十袋，因为远路足斤正是他对抗低价指控最有力的证据。
秤吏将袋皮、结块与净盐分开再称，短重仍有两斤。南口低价里藏着少给的盐，折成足斤，差价已经小了一截。
巴图的盐袋足斤，仓中却比申报多出六十袋。他解释是替一支晚到商队暂存，拿出对方留下的骨牌。县吏认定这就是囤积。
贺文正问：“何时购入？是否拒卖？可有串联压货？”
巴图拿出三张赊草单，证明那批盐尚未结清货款。他的伙计却在一旁神色慌张。分开问后，伙计承认老板曾吩咐今日先不卖，等军仓缺盐再提价两文。
巴图怒而扑向伙计，被守兵按住。他吼道只是等价，不曾伤人。
这口供使六十袋成为操纵价格的线索，仍未自动变成可没收之物。官吏先封其中二十袋作争议批次，其余按巴图已经公开的十二文价继续销售，避免边镇当天断盐。三日内查到串价或暴力阻市，再扩大扣验。
第二轮核验从盐引上翻出了更硬的东西。
一家汉商拿出两张字号相同的盐引，纸色、印纹都真，只在骑缝处少了一粒墨点。他说一张是正引，一张是路上受潮后补发。盐仓支盐簿却记这个字号两个月前已经支过一次，缴销簿上也有销号。
仓吏解释可能抄错。贺文正让人取出当日相邻十号，发现唯独这一号的销字墨色更浅，纸背还有刮痕。再查纳粮簿，正引领用人并非眼前汉商，而是已失踪的另一名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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