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再次恢复意识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条摇晃的船舱里。
身下是干燥的毯子，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汗水和江水潮湿的气息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虽然不算好闻，但不再是南京城里那种令人作呕的血腥和尸臭。
我还活着。
我们……得救了吗？
这个认知像一道微弱的暖流，注入我几乎冻僵的心脏。我挣扎着想坐起来，想确认身边那个人的存在，却牵动了全身大大小小的伤口和过度使用的肌肉，痛得我倒吸一口凉气，眼前一阵发黑。
“别动。”一个温和但带着异国口音的女声用生硬的中文说道。我费力地抬眼，看到一张陌生的、带着关切神色的西方女性的脸，她年纪不大，棕色的头发有些凌乱，眼睛下方有着浓重的阴影，但眼神很坚定。她的手臂上戴着醒目的红十字袖标。
是救我们的人。
“她……和我一起的那个女人呢？”我顾不上疼痛，急切地问，声音干涩沙哑得如同破旧的风箱。
外国女人指了指我旁边不远处的一个位置。
我艰难地转过头，脖颈因为长时间的固定姿势而僵硬酸痛。透过昏暗的光线和攒动的人影，我看到徐知微就躺在我旁边的担架上。她依旧昏迷着，脸色苍白得像一张被揉皱的纸，但似乎不再是那种死气沉沉的灰败。她肩胛处的伤口被白色的绷带整齐地包扎着，看起来专业了许多。
她还活着。
这个事实像一块巨大的磐石落地，紧绷了不知多久的神经骤然松弛，随之而来的是排山倒海的疲惫和一种近乎虚脱的安全感。我甚至来不及再多看她一眼，便眼前一黑，再次沉入了无边的黑暗。
（十五）
船只在浑浊的长江上逆流而行，将那座浸泡在血与火中的六朝古都，连同里面无尽的苦难和哀嚎，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我时睡时醒，意识在模糊与清醒间徘徊。每次短暂醒来，我都能感觉到船只的摇晃，听到周围难民压抑的哭泣、痛苦的呻吟，还有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轻柔的安抚声和脚步声。
偶尔，我会强撑着看向旁边的徐知微。她大多数时间都在昏睡，但呼吸似乎越来越平稳。有医护人员会定时来检查她的伤口，更换绷带，给她喂一些流质的食物和药物。
我们真的逃出来了。
这个认知，在一次比一次更清晰的清醒中，逐渐变得真实。
几天后，船只在一个临时码头靠岸。我们被转移到了后方的一所教会医院。这里同样拥挤不堪，充满了伤兵和难民，但至少有了相对稳定的治疗环境和食物保障。
我的身体主要是过度劳累、营养不良以及一些皮外伤，在得到休息和基本的营养补充后，恢复得很快。但双腿，依旧是老样子，没有任何奇迹发生。
徐知微的枪伤比较严重，加上之前的感染和延误治疗，她需要接受清创手术，并且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恢复期。
我们被安排在同一个拥挤的大病房里，两张病床挨着。
当徐知微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能够清晰地辨认出我，并用微弱的声音叫出我的名字时，我们隔着不到一米的距离，静静地对视了良久。
没有激动人心的拥抱，没有痛哭流涕的忏悔，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问候。
经历了那样极致的生死与共，撕扯与纠缠，语言似乎变得苍白而多余。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劫后余生的恍惚，有深可见骨的疲惫，有对我伤势的担忧，还有一种……我无法准确形容的东西，像是沉淀了所有激烈情绪后的平静，又像是某种更加沉重的东西在悄然滋生。
而我看着她，心中的感受同样五味杂陈。恨意并未消失，它像一块沉在心底的顽石，依旧存在着。但包裹着这块顽石的，不再是炽烈的火焰，而是一种更为厚重、更为复杂的情绪。有怜悯，有责任，有一种在废墟和鲜血中确认过的，扭曲而坚韧的共生关系。
“我们还活着。”最终，是她先开了口，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
“嗯。”我应了一声，目光落在她肩膀上厚厚的绷带上，“暂时死不了。”
对话干巴巴的，甚至带着点惯常的刺。但我们彼此都明白，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十六）
在教会医院的日子，缓慢而平静，像一潭被战争惊扰，却又勉强恢复了表面的死水。
徐知微的伤势在慢慢好转，虽然过程很痛苦，时常因为换药而疼得冷汗直流，但她从未吭过一声，只是死死咬着嘴唇，或者抓住床单，指节泛白。
我开始尝试适应这没有她在身边事事操持的生活。虽然医院有护工，但很多事情，我需要自己学着用双手去完成。移动身体，打理个人卫生，甚至想办法弄来一个旧轮椅，学习如何自己上下床，如何摇动轮椅在拥挤的医院里活动。
每一次尝试都伴随着挫败感和身体上的不适，但我咬着牙坚持。南京的经历像一场淬炼，烧掉了我身上一部分属于旧日林未的骄矜和脆弱。活着，本身就成了一种需要拼尽全力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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