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黑龙江开江了。
巨大的冰排互相撞击着，发出雷鸣般的巨响，缓缓向下游移动。江水浑黄，带着冰碴和残雪，浩浩荡荡奔向大海。江岸两侧，越冬的草木被冰水冲刷，露出了新鲜的泥土气息。对岸，苏联远东的森林还覆盖着残雪，但也能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
合作社的边境贸易考察团，此刻正站在黑龙江边的黑河市码头上。郭春海、金成哲、格帕欠，还有合作社新招的俄语翻译小柳，四个人都穿着厚重的棉大衣，江风吹得人脸颊生疼。
“那就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小柳指着对岸的城市，用不太流利的俄语发音说，“苏联远东第三大城市，阿穆尔州首府。人口二十多万，工业发达，但轻工业品奇缺。”
郭春海举起望远镜。对岸的城市规模不小，能看到成片的厂房、住宅楼，还有冒着白烟的烟囱。但街道上的车辆很少，行人也不多，显得冷冷清清。
“听说苏联现在物资匮乏？”他问。
“非常匮乏。”小柳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的，对苏联情况很了解，“苏联重工业发达，但轻工业落后。老百姓缺吃的、缺穿的、缺用的。商店里货架空荡荡，排队都买不到东西。”
这正是合作社的机会。合作社有山货、有服装、有电器，都是苏联人需要的。而苏联有木材、有皮毛、有钢材，都是中国需要的。互通有无，利润巨大。
但边境贸易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八十年代末，中苏关系刚刚解冻，边境贸易还处在试探阶段，政策不明朗，手续复杂，风险也大。
郭春海这次来，就是要摸清情况，打通关节。
“小柳，你联系的中间人什么时候到？”
“约的是上午十点，在码头边的贸易公司见面。”
看看表，九点四十。还有二十分钟。
四个人在码头边转了转。黑河市不大，但因为是边境口岸，显得很热闹。街道两边有不少商店，卖的都是苏联货：望远镜、手表、军大衣、伏特加、鱼子酱。也有中国货：方便面、火腿肠、白酒、羽绒服。两种货物混在一起，形成奇特的景象。
一个商店门口，几个苏联人正在买东西。他们穿着厚重的呢子大衣，戴着皮帽，身材高大，鼻梁高挺。手里拿着卢布，比比划划地跟店主讨价还价。语言不通，就用计算器按数字，或者用手势。
“他们在买什么？”格帕欠好奇地问。
“好像是白酒。”金成哲说，“苏联人爱喝酒，但他们自己的伏特加不够喝，就过来买中国白酒。”
果然，那几个苏联人买了一箱二锅头，兴高采烈地扛走了。
十点整，小柳带着郭春海他们走进一家挂着“北疆贸易公司”牌子的二层小楼。一楼是展厅，摆着各种样品：苏联的木材、钢材、化肥；中国的服装、食品、日用品。二楼是办公室。
中间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男人，姓孙，在黑河做边贸多年，门路很广。看到郭春海，他热情地握手：“郭队长，久仰大名！合作社的生意做得大啊，都做到边境来了！”
“孙经理客气了。”郭春海说，“我们是来学习的，还请孙经理多指教。”
“好说好说。”孙经理请他们坐下，沏上茶，“郭队长想做哪方面的贸易？”
“我们合作社有山货——人参、鹿茸、貂皮；有轻工业品——服装、电器、小商品。想换苏联的木材、钢材，还有重工业设备。”
孙经理眼睛一亮：“这些都是紧俏货。不过郭队长，边境贸易有规矩，得按规矩来。”
“请讲。”
“第一，要有进出口权。你们合作社是集体企业，得申请边境小额贸易经营权。”
“这个我们在办，省外贸厅已经批了。”
“第二，要有配额。木材、钢材都是管制商品，每年有配额限制。你们第一次做，配额可能不多。”
“能弄到多少？”
“我估计，木材五百立方，钢材一百吨，这是上限。”
郭春海在心里算账。五百立方木材，按市场价每立方五百元，就是二十五万；一百吨钢材，每吨两千元，就是二十万。加起来四十五万。用合作社的货去换，利润至少翻倍。
“够了，先试试水。”
“第三，要有运输渠道。”孙经理说，“货从苏联运过来，要过海关，要办手续。你们是自己运，还是找运输公司？”
“我们自己有车队。”金成哲说，“八辆卡车，专门跑长途。”
“那最好。”孙经理点头，“自己人运，放心。不过苏联那边路况不好，车要结实。”
“这个我们有经验，西线都跑过。”
谈完基本条件，孙经理说：“这样吧，我先带你们过江，去布拉戈维申斯克看看。见见那边的合作伙伴，实地考察考察。”
过江要办手续。孙经理去边防站开了通行证，又联系了摆渡船。船不大，能坐二十来人，柴油发动机突突响，在江面上划开一道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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