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指着图纸给他们讲：“你看这送话器，人说话时，声波让膜片振动，碳粒忽松忽紧，电阻就跟着变，电流也就跟着变；到了受话器那边，变化的电流让电磁铁忽强忽弱，吸着膜片振动，就把声音复原了。”周明远的徒弟、那个刚从乡下考来的王小丫忽然拍手：“像不像两个人隔着墙说话，墙这边敲啥节奏，墙那边就跟着敲啥节奏？”
这话倒是通俗。实验室里顿时热闹起来，老学员们凑着头讨论线圈匝数，新学员们蹲在地上画齿轮传动图。李铁牛拿着电风扇图纸比划：“这叶片得斜着切，像船桨划水那样，才能把风推出来。”林三郎则盯着电热烤火器的图纸：“镍铬丝得绕成蛇形，这样受热面积才大，就像灶上的铁篦子，格子密了才好烤肉。”
我把图纸往试验台一放，黄铜台面上还留着上次试验的电弧灼痕，像朵黑色的花。“给你们一年时间，”我说着往墙角的保险柜走去，里面锁着几卷绝缘漆和漆包线，“材料不够就去发电站调，人手不够就从学堂挑学生，年底我来验收。”周明远啪地立正敬礼，袖口的油渍蹭在衣襟上，倒像枚光荣的勋章。
日子便在齿轮的转动声里流走了。每日清晨去学堂的路上，总能看见电器厂的烟囱冒着白烟，试验室的窗户上，总贴着新画的零件图。有次路过，听见王小丫在哭，原是她绕的线圈总烧断，周明远正拿着万用表教她测电阻：“你看这指针，像个倔脾气的驴，得顺着它的性子来，急了就尥蹶子。”
冬雪落时，电话机的样机总算成了。周明远捧着个木匣子来学堂，匣子上装着个铜喇叭，线头上缠着布条。“先生，您试试。”他往我手里塞了个话筒，自己跑到隔壁教室去。我对着话筒说“下雪了”，隔壁传来的声音带着电流的杂音，却清晰得像在耳边——周明远说“是啊，试验室的窗台上积了半寸厚”。
李铁牛的电风扇也有了眉目。他带着两个新学员抬着台铁家伙进来，电机一转，四片桨叶“呼呼”转起来，吹得讲台上的教案纸哗哗响。“先生您看，”他往电机轴上滴了滴机油，“轴承用了滚珠的，比滑动轴承省一半力，就像穿了滑冰鞋的人，走起来不费劲。”风里带着股机油味，混着窗外的雪松香，倒有几分新奇。
开春时，电热烤火器的试验遇到了坎。王小丫红着眼圈来说，镍铬丝总烧断，换了粗点的，温度又不够。我跟着她去试验室，看见云母片上的合金丝像条蜷着的红蛇，通电没多久就“啪”地断了。“得分段绕，”我指着图纸上的并联电路，“就像咱们烤火时围着火堆坐，人多了就分两堆，各烧各的才暖和。”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转身就去剪合金丝，剪刀开合的声音“咔嚓”响，像在裁剪未来的模样。周明远在一旁调试电话机的交换机，几十根线接在块木板上，每根线上挂着块小牌子，写着“赣州府”“南昌府”“苏州府”。“先生，”他擦了把汗，“等这交换机成了，是不是就能让苏州的人直接跟南昌的人说话？”
我望着那团缠绕的电线，忽然想起去年从云南带回的茶花籽，如今已在院里发了芽，嫩绿的茎秆顶着两片子叶，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娃娃。“不止，”我说，“将来还能让广州的船家跟武汉的货栈说话，让山里的药农跟城里的药铺说话。”
入夏时，第一台量产型电话机送进了知府衙门。知府大人握着话筒时，手都在抖，对着里面喊“赣州府的同僚听得到吗”，那边传来的回声震得喇叭嗡嗡响。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来看稀奇，有人说这是“顺风耳成了精”，有人对着话筒喊家里的庄稼长势，倒让接线员记了满本的农事。
电风扇的销路更不用愁。纺织厂的女工们说，有了这玩意儿，车间里的温度降了好几度，纱线再也不会因为受潮打结。李铁牛带着学员们在厂里架起生产线，流水线上的电机“嗡嗡”转，漆工给扇叶刷漆时，总爱刷成绿的、蓝的，说看着就凉快。
秋分时，电热烤火器终于通过了耐寒试验。在哈尔滨府的测试点，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烤火器通电半个时辰，就能让屋里的温度升到十五度。当地的猎户说，这下再也不用守着炭火盆睡觉了，夜里看陷阱都能揣个小的在怀里，像揣了个暖炉。
一年期满那日，电器厂摆了庆功宴。试验室的墙上挂满了图纸，从最初的草图到最终的量产图，层层叠叠像片纸做的森林。周明远举着酒杯来敬我，杯里的米酒晃出金色的光：“先生，您画的图纸就像指南针，我们跟着走，就不会迷路。”
林三郎捧着台电话机模型，是用红木雕的，送话器上刻着朵梅花——想来是学了王婉婉的手艺。“先生，这是我们几个老学员凑钱做的，”他红着脸递过来，“机身上刻了‘天下大同’四个字，在背面。”
我摸着那冰凉的木面，果然在底座看见四个字，刻得深且有力。忽然想起这一年来的光景：冬夜里试验室的灯光，春分时烧断的合金丝，夏日里流水线上的笑声，还有此刻院里飘香的茶花——去年撒的籽儿，竟有几株开了花，粉白的瓣儿在风里摇，像极了云南蓝月谷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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