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的上海，风裹着黄浦江的潮气，吹在松江郊外的小路上，卷起地上的碎落叶。黑色奔驰商务车碾过泥泞路面时，车轮溅起的泥水打在路边旧厂房墙上——那墙皮掉了大半，红砖上爬着深绿色的青苔，荒草从墙角裂缝里钻出来，疯长到半人高，把“松江工业园区”的褪色招牌遮去一半，只剩“松江”两个字在风里晃。
“爸，就是这儿了。”副驾上的陈文博往前探身，手指戳了戳车窗，“中介说80亩住宅用地，底价600万一亩，比旁边地块便宜近200万。”他手里攥着张打印的地块资料，纸页边缘被风吹得卷成筒状，上面用荧光笔标着“地铁规划”“底价抄底”，笔尖划过的痕迹在纸上压出浅浅的沟。
驾驶座上的陈启棠没说话，只缓缓踩下刹车。他52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鬓角泛白的发丝被发胶固定住，深灰色西装袖口露出的手表是旧款劳力士，表盘边缘有细微划痕——是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时，阿昌送他的“压惊礼”。他推开车窗，冷风灌进来，吹得他额前碎发贴在皮肤上，目光扫过空地时，眉头轻轻蹙了一下：地里堆着半人高的建筑垃圾，生锈的钢筋从水泥块里戳出来，远处在建商品房的塔吊像根细针，扎在灰蒙蒙的天上，看着就发飘。
“便宜的地，从来都不缺理由。”陈启棠的粤语腔裹着冷意，他解开安全带，身体前倾，从副驾前的公文包里掏出个深棕色皮夹——不是装钱的款式，是薄款皮质文件夹，边缘缝线磨得发白，内侧还沾着点陈年茶渍。他拇指在皮夹封面摩挲了两下，指腹能摸到皮革的纹路，像是在触碰一段沉底的记忆，然后慢慢打开，里面夹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你先看看这个。”他把纸递过去，指尖还沾着皮夹里的潮气。
陈文博接过纸，指尖刚碰到就觉出异样——纸是普通A4纸，却黄得发脆，边缘磨得起毛，右下角还沾着块浅褐色的水渍，像是被人反复攥过。他小心翼翼展开，黑色水笔字迹有些晕开，却还能看清每一笔的用力：“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抵给银行，阿玲带着孩子走了，别学我，别贪——阿昌，97.10.26”
“阿昌……是你常提的那个香港兄弟？”陈文博抬头时，发现父亲正盯着窗外的塔吊，眼神里有他从没见过的沉郁。
“你满月酒那天，他还抱过你。”陈启棠的声音轻了些，“1997年香港楼市最疯的时候，他跟银行贷三千万，加三倍杠杆拿了两块临海地，说‘半年翻一倍就卖’。我劝他别贪，他说‘启棠你太保守，错过就没机会了’。结果呢？金融风暴来的时候，楼市跌得比瀑布还快，地块砸在手里，银行天天催债，他把尖沙咀的商铺、元朗的房子全卖了，还欠两百万，最后只能去码头扛集装箱——去年我去香港，在油麻地菜市场看见他，穿件洗得发白的工服，手里拎着棵烂菜叶，连杯茶都请不起我喝。”
陈文博捏着纸的指尖有些发紧，水渍的地方潮潮的，像是阿昌当年没擦干的眼泪。他以前只听父亲说过“97年要稳”，却没听过这么细的细节，再想起刚才地块资料上“地铁开通涨三成”的标注，心里那点兴奋突然像被冷水浇了。
“这张纸，我放在公文包内侧兜，带了十二年。”陈启棠从他手里拿回纸，指尖沿着字迹描了一遍，然后按原来的折痕仔细叠好——折痕处已经泛白，显然被叠过无数次，“每次有人跟我说‘能翻倍’‘抄底好时机’，我就拿出来看看。文博，你要记住，房地产不是赌大小，是做买卖——赚的是租金的稳钱，不是地价的快钱。赌赢了是运气，赌输了，就是家破人亡。”
他说着，又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打印纸，纸页边缘用回形针别着，最上面一张写着“内地房企负债率清单（2008.10）”。陈文博接过来，看见上面密密麻麻的名字：“XX房企，负债率83%，信托融资占比40%”“XX地产，近三月拿地6块，溢价率超50%”……每一家负债率超70%的房企，名字都被红马克笔圈了圈，旁边还贴着黄色便签，是助理的字迹：“上周赴港融资被拒”“工地已欠薪两月”。
“这是小张上周整理的，你看这些红圈。”陈启棠指着其中一个名字，“这家房企上个月还跟我抢上海静安寺的写字楼，出价比我高15%，现在呢？资金链断了，写字楼没拿到，还把手里的商铺挂出去卖。他们现在抢地的样子，跟1997年的阿昌，一模一样。”
陈文博翻着清单，指腹划过那些红圈，突然注意到最下面一行小字：“松江区域近三月流拍地块12宗，底价成交占比80%”。他心里咯噔一下——刚才中介只说这地块便宜，没说流拍的事。
“爸，那松江这地……”
“不拿。”陈启棠打断他，语气没半点犹豫，“恒基在内地的规矩，你记清楚：第一，负债率绝不超50%；第二，只做运营类资产，不碰高周转开发；第三，任何项目，先算‘最差情况’——要是地铁延期、房价不涨，这地块能亏多少？我们能不能扛住？”他顿了顿，指了指公文包，“这里面除了阿昌的字条，还有1997年至今的亏损项目案例，每一个都是‘贪便宜’栽的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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