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算可尽，天意难穷。棋盘上诸公落子铮铮，算力泼天，却总有不识字、不通谱、不识时务的蝼蚁，懵懂间爬过经纬，便撞翻了满盘机心。
时值庆长六年深秋，博多港吞吐着东海的风云与钱帛。做空的闽浙商帮，在堺港的米相场上拆借抛售，指望着赖陆公的“征伐券”化作废纸；稳坐名护屋本丸的関白殿下羽柴赖陆，指间捻着光海君求和的国书与结城秀康的密报，眼底沉着静待惊涛的渊色；那位被双方都死死盯着的赤穗藩家老、森氏船团副将郑士表，在清洲藩屋敷与赤穗藩庭院间往来逡巡，眉间锁着同乡的猜忌与主君的深意。
所有人都盯着“郑叔”，算计着“郑先生”。
却无人记得，或者说，根本无人知晓——泉州府同安县涪江屿郑氏宗祠的族谱上，郑士表的名字下面，朱笔记着的谱名，是另一个在异国他乡从未被唤起过的称呼：
郑绍祖。
那是开蒙时先生落笔的正式，是族老在祠堂唱名时诵读的称谓，是将来若有万一，灵牌上该刻的字样。离乡二十载，亡命东瀛，从“臭海贼”到“郑叔”，他几乎已忘了自己还有这样一个名字。
直到这两个名字，被两双沾着晋江畔泥土与海盐的、粗糙开裂的手，紧紧攥着一张泛黄的信笺，带到了博多港混杂着鱼腥、香料与铁锈味的空气里。
午后未时，博多港。
一艘船身吃水颇深、帆樯上满是风雨痕迹的明国福船，缓缓靠上了拥挤的码头。跳板放下，人流涌出。挑夫、水手、商贾、僧侣……各色人等汇成浊流。
在这浊流末端，跟着蹭下船的，是两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汉子。
约莫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面皮被海风和日头镀上一层酱黑，眼眶深陷，颧骨突出，是长期营养不良兼久经劳作的痕迹。身上穿着浆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粗布短褐，脚下是磨得几乎透底的草鞋。行李简单得可怜，各自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用麻绳捆紧的蓝布包袱，手里还宝贝似的抱着个小小的、用油布裹了好几层的长条形物件——看形状，像是祖宗牌位。
两人脚步虚浮，踩在坚实的石板上，身子却还在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晃，仿佛脚下仍是起伏的甲板。弟弟郑芝明个子稍矮，更是晃得厉害，不得不伸手抓住哥哥郑芝远的胳膊，才勉强站稳。
“远、远哥……”芝明声音发干，带着长途舟船劳顿的沙哑，眼珠子惶然地转着，打量着这处完全陌生的天地。码头嘈杂得令他耳鸣，满眼是奇装异服：梳着怪异月代头、腰挎长刀的武士；皮肤黝黑、赤膊扛货的力夫；穿着宽袍大袖、摇着折扇施施然走过的明国商人；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穿着紧绷马裤和花哨上衣的“南蛮人”，正对着几箱货物指手画脚，嘴里叽里咕噜说着完全听不懂的话。
尤其当几个按着刀柄、目光冷峻的武士从他身边走过时，芝明瞳孔一缩，几乎是本能地，那个在家乡听了无数遍、带着血腥与恐惧的词就要脱口而出——
“倭……”
“噤声！”哥哥芝远脸色大变，一把死死捂住弟弟的嘴，手指用力得发白。他紧张地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带着惊惧和后怕呵斥：“你不要命啦！看看这是哪里！这里、这里就是倭国！这些就是倭人！你喊出来，是想被当成奸细抓起来砍头吗？”
芝明被他捂得差点背过气，眼睛瞪得溜圆，直到芝远松开手，他才大口喘息，脸憋得通红，眼里满是后知后觉的恐惧。他这才彻底明白过来——这里不是可以随意咒骂“倭寇”的泉州海边，这里是“倭寇”的老家。那些挎着刀走来走去的人，在这里是“武士老爷”，不是“贼”。
“那、那怎么办……”芝明的声音带了哭腔，紧紧抱着怀里的油布包，仿佛那是唯一的依靠。“咱们……咱们怎么找四叔？”
芝远深吸几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他比弟弟大两岁，离家前在族学里多认了几个字，胆子也稍大些。临行前族叔郑廷珪千叮万嘱，信要收好，见人要有礼数，打听人要客气。他环顾四周，看到不远处有个摆摊卖茶粥的老者，看面相像是明人。
“去问问。”芝远扯了扯弟弟，鼓起勇气走过去，学着记忆中城里人问路的样子，微微躬身，用带着浓重泉州腔的官话问道：“老丈，请问，您可知道一位叫‘郑绍祖’的先生？是从泉州同安来的。”
老者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他们，摇了摇头，用带有江浙口音的话回道：“郑绍祖？不认得。这博多港每日来来去去成千上万人，哪记得这许多名姓。”
兄弟俩道了谢，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又接连问了几个人，有码头的小吏，有扛货的力夫，甚至尝试对两个路过的、看似和善的明国商人模样的人比划。得到的回应要么是茫然摇头，要么是摆手示意听不懂，要么干脆不理不睬。
“绍祖”这个名字，在博多港，如同投入大海的一粒沙，悄无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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