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完了，灰烬落在沙子上，还冒着细小的烟。
头目盖上盒子，继续说：“另外，准备两辆车。一辆普通轿车，颜色不起眼，外地牌；一辆厢式货车，带暗格。司机必须是我们信得过的人，不能是临时找的。藏匿点先定两个，一个在西郊的老砖窑，一个在北岸的废弃泵站。都检查过水电和逃生通道，能撑三天以上。”
他说完，从桌底下拖出一个黑色塑料袋，打开，里面是一叠身份证。他拿出来，扔在桌上。
“这些都是新办的，身份干净，背景能过查。每人拿一个，从今天起，对外用这个身份。原来的手机、银行卡、租房合同，全都处理掉。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不是自己，是我们该成为的人。”
屋里一片沉默。
只有身份证落在桌上的啪啪声，和远处隐隐约约的火车汽笛声。
头目看着那几张身份证，照片上的人脸陌生而僵硬，名字也都是编的。他低声说：“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心里还在打鼓。怕风险，怕出事，怕回不了家见孩子。可我想告诉你们——我们早就不在‘怕’的阶段了。我们已经在水里，而且水已经漫到脖子。要么游上去，要么沉下去。没有中间路。”
他走到墙角，拿起一个黑色背包，拉开拉链。
里面是一捆绳索，尼龙的，很结实；几副手套，黑色，掌心有防滑颗粒；一卷封口胶带，工业用的，粘度很高；还有一瓶镇静剂，标签被撕掉了，只剩一个白色的塑料瓶身。
“这些东西，不是拿来吓唬人的。”他说，声音很平静，“是真要用的。我不希望出人命，但如果有人反抗，别手软。我们的目标不是杀人，是控制。只要人到手，一切就好说了。”
他把背包放在桌上，拍了两下。
背包很沉，落在桌上时发出闷响。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进入一级戒备状态。盯梢组今晚就开始轮值，十二小时一班，不准脱岗。联络组二十四小时开机，随时准备接应。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给我把这两个人的行踪摸清楚——几点出门，走哪条路，坐什么车，有没有固定习惯。我要知道他们每一次呼吸的节奏。”
他环视众人，目光像刀子，一寸一寸地刮过每个人的脸：“我们过去输，是因为太小心。这次，我们不怕撕破脸。他们有光鲜的身份，有公众支持，有医院护着。我们有什么？我们只有狠。而狠，才是现在唯一能赢的东西。”
说完，他不再看任何人，径直走向门口。
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清晰的“嗒、嗒”声，在空旷的厂房里回荡。他拉开门，冷风灌进来，吹得应急灯晃了一下，光影在墙上乱跳。他站在门口，背对着屋内，说：“行动代号——‘断脉’。今晚零点，正式启动监视。谁要是掉链子，别怪我不讲情面。”
门关上。
“砰”的一声，不重，但很决绝。
屋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人说话。但气氛已经变了。不再是颓丧，不再是犹豫，而是一种压抑到极点后的疯狂，正在一点点爬上来——像藤蔓，从脚底开始缠绕，顺着腿，爬上腰，勒住脖子，最后钻进脑子里。
鸭舌帽男人走到桌前，拿起一张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照片上的人和他有五六分像，但更年轻，更干净。他盯着那双陌生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塞进内袋，拉上拉链。
皮夹克男人点了根烟，深吸一口，吐出来。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变得空洞而坚定，像两口枯井，深不见底，但不再有波澜。
那个蹲地上的年轻人慢慢站起来，走到地图前，盯着花店后巷的那个红圈，看了很久。红圈画得很用力，纸都破了，露出底下墙面的灰色。他伸手摸了摸那个破洞，指尖能感觉到粗糙的水泥颗粒。
然后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口袋，那里有部新手机，还没拆封，塑料膜裹得紧紧的。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只会跑腿、望风、递消息的小弟了。
他是执行者。
半个小时后，第一组监视人员出发。
鸭舌帽男人和另一个同伴——一个剃着平头、下巴有颗痣的男人——一起走出厂房。他们没开车灯，沿着厂区边缘的土路缓缓驶出。土路很颠，车轮碾过碎石和坑洼，车身摇晃，但两人都没说话。
车子开出工业区，拐上主路，汇入夜间的车流。他们开的是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车龄估计有十年了，车身有几处划痕，后保险杠还有个小凹痕，看起来再普通不过。
他们在市一院后街找了处不起眼的停车位，熄火，闭眼假寐。车窗贴了深色膜，从外面看不清里面。鸭舌帽男人把座椅往后调了调，从背包里拿出望远镜和一个小型摄像机，放在腿上。平头男人则掏出手机，调出地图，反复确认几个监控盲点的位置。
夜里很冷，车窗玻璃上很快凝了一层白雾。鸭舌帽男人用袖口擦了擦，透过那一小块清晰，看向医院后门。那里灯火通明，不时有医护人员进出，推着器械车的，抱着病历夹的，边走边打电话的。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没人注意到街对面这辆不起眼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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