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砚舟走进法庭的时候，外面正下着小雨。
他没打伞，从出租车下来到门口那几十米，外套肩头已经湿了一片。雨不大，但密，打在脸上凉丝丝的。进门后他也没脱外套，只是把拉链往下拉了半截，露出锁骨处那枚银质听诊器项链。金属贴着皮肤，凉凉的，像往常一样。
他低头看了眼手表——母亲留下的那块老式机械表，表盘玻璃上有道细小的划痕，是很多年前磕的，一直没舍得换。指针刚过九点零七分。他习惯早到，不管干什么都早到十分钟。这是做医生养成的毛病，查房不能等病人，手术不能等时间。
旁听席已经坐满了人。
他扫了一眼，有穿白大褂的医生，三三两两挤在左侧几排，大概是医院派来旁听的。也有普通市民，面生，大概是关注这个案子的。还有几个举着手机直播的年轻人，镜头对着法官席的方向，屏幕亮着，弹幕飞快滚动，看不清内容。
空气里有种说不出的紧绷感。像是谁在背后悄悄拧紧了螺丝，一圈一圈，越来越紧。
法官还没到。但原告席那边已经有人低声议论起来，是几个穿深色西装的人，其中一个正在翻看什么文件。齐砚舟没看他们，径直走到被告席坐下，动作不急不缓，像查房时走进一间熟悉的病房。椅子有点硬，坐垫是深棕色的皮革，边缘磨得发亮。
他把手伸进内衣口袋，指尖碰到那本折了角的笔记本。纸页有点皱，是昨晚塞得太急压的，边角卷起来一点。但他没拿出来。现在还不是时候。得等。
几分钟后，书记员宣布法官入庭。全场起立，又坐下。法官是位五十多岁的女性，戴眼镜，神情严肃，坐下后敲了一下法槌。
庭审正式开始。
控方律师站起身。四十来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笔挺，说话前先清了清嗓子。他声音平稳，像在念一份早就准备好的稿子，一字一句陈述案由：三年前，市一院一名胰腺肿瘤患者——赵建国父亲，在接受手术后出现严重并发症，抢救无效死亡。家属质疑主刀医生齐砚舟术中操作失误、术后记录混乱，且存在伪造病历、隐瞒风险等行为，要求追究其医疗过失责任，并索赔三百万元。
说到“三百万元”时，他顿了一下，像在强调这个数字的分量。
话音落下，全场安静了几秒。
然后，张明从证人席起身。
他穿着笔挺的深灰色三件套，马甲扣得整整齐齐，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齐砚舟脸上。嘴角微动，像是笑了一下，又不是。那种笑很难形容，像是一个胜券在握的人，在看一个即将被击倒的对手。
他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迈步走向发言台。皮鞋踩在地板上，咔、咔、咔，不紧不慢。
“各位法官、陪审员，”张明开口，语气温和得像在讲课，“我是市一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明，与齐主任共事多年。今天站在这里，我心情很沉重。我们都是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但正因为如此，当同行犯错却试图掩盖时，更应该有人站出来说真话。”
他顿了顿，翻开手里的文件夹。文件夹是新的，牛皮纸封面，边角锋利。
“根据医院存档的完整病历记录，齐主任在该台手术中存在三项重大疏漏。”
他抬起头，看着法官，一字一句说：
“第一，未按规范使用抗凝药物，导致患者术中突发血栓；第二，吻合过程中耗时过长，超出安全窗口八分钟；第三，止血处理不当，术后腹腔积血未能及时发现。这些都不是偶然，而是系统性失职的表现。”
他说完，将一份打印好的病历复印件递交给书记员。纸张在书记员手中翻了翻，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张明补充道：“我已经请第三方医学专家出具意见书，确认此次手术不符合行业标准。专家意见书也一并提交。”
旁听席开始嗡嗡作响。有人摇头，有人拍照，还有记者迅速敲击键盘。那几个举手机的年轻人把镜头对准了齐砚舟，屏幕上的弹幕更快了。
齐砚舟一直低着头，听着。
他听着张明说的每一个字，听着那些被篡改的数据被当作事实陈述，听着自己的名字和“失职”“伪造”“隐瞒”这些词连在一起。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手指无意识地碰了碰听诊器项链。
直到张明说完，他才缓缓抬起头。
“法官，”他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我可以回应吗？”
法官点头：“被告可进行自我陈述。”
齐砚舟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轻轻刮了一下，发出轻微的响声。
他没有看张明，而是转向法官席。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我不是来否认患者去世的事实。人走了，我很遗憾。他女儿站在手术室门口哭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停了一下。
“但我不能接受的是，有人用一份假病历，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他从内袋取出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纸页有点皱，但上面的字很清楚。那是他昨晚在地下通道里写的，一条一条，像列手术清单。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