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迎上去,接过包。布包比他想象的重,里面装的不只是衣服,还有给他带的东西——他知道,一定有腌菜、腊肉、辣椒酱,也许还有自家种的绿豆和红枣。母亲每次来都这样,恨不得把半个家搬过来,恨不得把他喂成一头猪。她把包交给他的时候,手指碰到他的手背,粗糙的,温暖的,像一块被阳光晒过的旧木头。
“路上累了吧?”他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些,不是因为冷淡,是因为喉咙有点紧。他看见母亲的脸上有新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比以前多了几道,额头的抬头纹也深了,像被什么东西刻上去的。她的脸色还好,不算太差,但嘴唇有点干,可能是车上没喝够水。她的眼睛还是亮的,看见他的时候亮了一下,像一盏被点亮的灯。
“不累,坐了四个小时硬座,睡了一路。”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道道细线,像折扇的扇骨。她上下打量他,目光从他的脸移到他的肩膀,从肩膀移到他的手,从手移回他的脸。“你瘦了。”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判断,像是医生在宣读诊断结果。
“我哪有,天天吃食堂,油水足得很。”他说,笑了笑,但笑得很浅,嘴角弯了一下就回来了,像一根被压弯了但很快弹直的弹簧。
两人并肩往外走。母亲走在他右边,脚步不快,但很稳。她一边走一边侧头看他,像是在看一件很久没见的珍贵物品,要把这几个月的空缺都补回来。她看得很仔细,连他下巴上那颗没刮干净的胡茬都没放过。他感觉到了她的目光,但没有转头,只是把步子放慢了一些,配合她的节奏。走出车站大门的时候,阳光正好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他们身上,在地上投下两个并排的影子——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瘦,一个胖;一个走得有些急,一个走得慢慢悠悠。两个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永远平行但永远不会相交的线。
到了小区楼下,她抬头看了眼五楼。五楼的窗户关着,窗帘没拉,能看见里面空荡荡的客厅。她眯着眼看了一会儿,然后低头看了看楼梯,楼梯是水泥的,有些地方已经破损了,露出里面的石子。
“你这房子住得还行,就是楼梯窄了点。”她说,手扶着栏杆,试了试,栏杆有点晃,她皱了皱眉。
“电梯坏了,修了半个月没人来。”他说,把包从右手换到左手,腾出手来扶她。
“你也不找人问问?”她看了他一眼,语气里有一点责备,但更多的是心疼。
“找了,物业说下周一定修。”他说。他知道“下周一定修”是物业的口头禅,和“马上就到”一样,说了等于没说。但他不想让母亲担心,所以没有说破。
她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她开始上楼,一步一阶,走得不快,但也不慢,节奏很稳。她的膝盖不太好,上楼的时候右腿先上,左腿跟上来,然后停顿一下,再继续。他走在她后面,一只手提着包,另一只手虚虚地护在她身后,随时准备扶她,但她一直没有摇晃,走得稳稳当当。楼梯间里有股霉味,混着灰尘和墙皮剥落的气味,墙上的白漆起了一层皮,卷起来,像干涸的皮肤。感应灯不太灵敏,他们走到三楼的时候才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台阶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像两个变形的人。
进了门,母亲放下包,站在玄关环顾四周。屋里收拾得干净——他昨天花了两个小时打扫的,拖了地,擦了桌子,洗了床单,连窗台上的灰都擦了——但东西堆得有点乱。床头柜上放着几本医学期刊,期刊上面压着一副听诊器,听诊器的胶管盘成一圈,像一个睡觉的蛇。沙发扶手上搭着他昨天换下的衬衫,衬衫是浅蓝色的,领口有点脏,他没来得及洗。厨房小桌上摆着半杯凉透的茶,茶杯是白色的,杯壁上有一道细裂纹,和她花店里那个茶杯一模一样——不,不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个,他上次去花店的时候带回来的,因为她那里多了一个,他就拿走了。她不知道,以为那个杯子丢了,又买了一个新的。他把那个杯子放在厨房小桌上,每天早上用它喝茶,像是在喝一种和她有关的东西。
母亲放下包,径直走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洗手。水哗哗地流,她用肥皂搓了搓手,搓出很多泡沫,然后冲掉,甩了甩手上的水,在毛巾上擦干。毛巾是新的,蓝色的,他昨天特意买的,因为她上次来的时候说他的毛巾太旧了,“都硬了,擦在脸上像砂纸”。
“妈,我顺手给你做个检查吧。”他靠在门框上,语气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把手插在兜里,身体微微倾斜,看起来懒洋洋的,但他的眼睛是认真的,认真到有点紧张。“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血压血糖都测一下。”
“我又不是病人。”她说着,从卫生间出来,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沙发是旧的,坐垫塌了一块,她坐下去的时候陷了一下,身体晃了晃,然后稳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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