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迎上去，接过包。布包比他想象的重，里面装的不只是衣服，还有给他带的东西——他知道，一定有腌菜、腊肉、辣椒酱，也许还有自家种的绿豆和红枣。母亲每次来都这样，恨不得把半个家搬过来，恨不得把他喂成一头猪。她把包交给他的时候，手指碰到他的手背，粗糙的，温暖的，像一块被阳光晒过的旧木头。
“路上累了吧？”他说。声音比平时低了些，不是因为冷淡，是因为喉咙有点紧。他看见母亲的脸上有新的皱纹，眼角的鱼尾纹比以前多了几道，额头的抬头纹也深了，像被什么东西刻上去的。她的脸色还好，不算太差，但嘴唇有点干，可能是车上没喝够水。她的眼睛还是亮的，看见他的时候亮了一下，像一盏被点亮的灯。
“不累，坐了四个小时硬座，睡了一路。”她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一道道细线，像折扇的扇骨。她上下打量他，目光从他的脸移到他的肩膀，从肩膀移到他的手，从手移回他的脸。“你瘦了。”她说，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判断，像是医生在宣读诊断结果。
“我哪有，天天吃食堂，油水足得很。”他说，笑了笑，但笑得很浅，嘴角弯了一下就回来了，像一根被压弯了但很快弹直的弹簧。
两人并肩往外走。母亲走在他右边，脚步不快，但很稳。她一边走一边侧头看他，像是在看一件很久没见的珍贵物品，要把这几个月的空缺都补回来。她看得很仔细，连他下巴上那颗没刮干净的胡茬都没放过。他感觉到了她的目光，但没有转头，只是把步子放慢了一些，配合她的节奏。走出车站大门的时候，阳光正好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他们身上，在地上投下两个并排的影子——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瘦，一个胖；一个走得有些急，一个走得慢慢悠悠。两个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像两条永远平行但永远不会相交的线。
到了小区楼下，她抬头看了眼五楼。五楼的窗户关着，窗帘没拉，能看见里面空荡荡的客厅。她眯着眼看了一会儿，然后低头看了看楼梯，楼梯是水泥的，有些地方已经破损了，露出里面的石子。
“你这房子住得还行，就是楼梯窄了点。”她说，手扶着栏杆，试了试，栏杆有点晃，她皱了皱眉。
“电梯坏了，修了半个月没人来。”他说，把包从右手换到左手，腾出手来扶她。
“你也不找人问问？”她看了他一眼，语气里有一点责备，但更多的是心疼。
“找了，物业说下周一定修。”他说。他知道“下周一定修”是物业的口头禅，和“马上就到”一样，说了等于没说。但他不想让母亲担心，所以没有说破。
她哼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她开始上楼，一步一阶，走得不快，但也不慢，节奏很稳。她的膝盖不太好，上楼的时候右腿先上，左腿跟上来，然后停顿一下，再继续。他走在她后面，一只手提着包，另一只手虚虚地护在她身后，随时准备扶她，但她一直没有摇晃，走得稳稳当当。楼梯间里有股霉味，混着灰尘和墙皮剥落的气味，墙上的白漆起了一层皮，卷起来，像干涸的皮肤。感应灯不太灵敏，他们走到三楼的时候才亮起来，昏黄的光照在台阶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歪歪扭扭的，像两个变形的人。
进了门，母亲放下包，站在玄关环顾四周。屋里收拾得干净——他昨天花了两个小时打扫的，拖了地，擦了桌子，洗了床单，连窗台上的灰都擦了——但东西堆得有点乱。床头柜上放着几本医学期刊，期刊上面压着一副听诊器，听诊器的胶管盘成一圈，像一个睡觉的蛇。沙发扶手上搭着他昨天换下的衬衫，衬衫是浅蓝色的，领口有点脏，他没来得及洗。厨房小桌上摆着半杯凉透的茶，茶杯是白色的，杯壁上有一道细裂纹，和她花店里那个茶杯一模一样——不，不是一模一样，是同一个，他上次去花店的时候带回来的，因为她那里多了一个，他就拿走了。她不知道，以为那个杯子丢了，又买了一个新的。他把那个杯子放在厨房小桌上，每天早上用它喝茶，像是在喝一种和她有关的东西。
母亲放下包，径直走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洗手。水哗哗地流，她用肥皂搓了搓手，搓出很多泡沫，然后冲掉，甩了甩手上的水，在毛巾上擦干。毛巾是新的，蓝色的，他昨天特意买的，因为她上次来的时候说他的毛巾太旧了，“都硬了，擦在脸上像砂纸”。
“妈，我顺手给你做个检查吧。”他靠在门框上，语气随意，像是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把手插在兜里，身体微微倾斜，看起来懒洋洋的，但他的眼睛是认真的，认真到有点紧张。“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血压血糖都测一下。”
“我又不是病人。”她说着，从卫生间出来，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沙发是旧的，坐垫塌了一块，她坐下去的时候陷了一下，身体晃了晃，然后稳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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