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门前，在玄关的鞋柜上拿起一个小布袋。布袋是棉麻的，米白色，上面绣着一枝兰花，是她自己绣的，针脚不算细密，但很整齐。袋子里装着钱包、手机、钥匙，还有一包纸巾。她想了想，又从厨房拿了一盒小米糕——昨天自己做的，用糯米粉和红枣蒸的，不甜，软软的，适合病人吃。又从冰箱里拿了一瓶蜂蜜水——自己泡的，用的是槐花蜜，温水冲开，加了半片柠檬。她把这两样东西装进布袋，袋子鼓鼓囊囊的，她用手按了按，确认不会漏，然后出了门。
路上她走得不快不慢。从花店到医院，走路大概二十分钟。她走过那条她走过无数次的街——早餐铺子、五金店、理发店、水果摊、那棵老槐树、那个永远停着一辆银色面包车的路口。这些景物她看了七年，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但今天它们看起来不一样了，好像颜色更鲜艳了，好像阳光更亮了，好像空气里有了一种她说不清的、让人心跳微微加速的东西。她走到医院门口的时候，脚步慢了半拍。她抬头看了看那栋白色的大楼，窗户密密麻麻，像无数只眼睛。五楼，靠南边的第二扇窗，她知道那是母亲的病房，因为他在电话里说过。那扇窗开着，窗帘被风吹得微微鼓起来，像一个在呼吸的肺。她看着那扇窗，深吸了一口气，然后走进了大楼。
病房门开着一条缝。她没有直接推门进去，而是站在门口，先听了听里面的声音。安静，只有监护仪偶尔的滴滴声，和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她抬手，指节弯曲，轻轻敲了两下门板。笃笃。声音不大，但在这个安静的走廊里，像两颗石子丢进了湖面。
“请进。”齐母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带着一种让人安定的、不急不躁的沉稳。
她推门进去。门轴转动，发出极轻的吱呀一声。她走进去，手里拎着布袋，站定在床边。她的目光和齐母的目光在空气中相遇了。那一瞬间，她觉得自己像一个站在考官面前的学生，所有的伪装、修饰、假装出来的从容，都在那双眼睛的注视下剥落了。齐母的眼睛是深褐色的，和齐砚舟一模一样，那双眼睛看过太多东西——看过生，看过死，看过一个婴儿从不会翻身到学会走路，看过一个少年从懵懂到坚定，看过一个男人从青涩到成熟。现在，那双眼睛在看她，不审视，不评判，只是看。
她开口，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稳：“阿姨。”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她没有说“阿姨您好”，没有说“阿姨久仰”，没有说那些客套的、社交的、用来填补尴尬的废话。她只是叫了一声“阿姨”，像在确认一个身份，像在把自己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不是“你儿子的女朋友”，不是“可能成为你儿媳的人”，只是一个来探望长辈的、晚辈的女性。
“坐吧。”齐母指了指旁边的椅子。那把椅子是铁的，军绿色的，和他昨晚打盹的那把一模一样。她指了指它，语气随意得像在招呼一个来串门的邻居。“路上走得急？脸有点红。”
岑晚秋抬起手，用手背碰了碰自己的脸颊，果然有点烫。她不知道是因为走得急，还是因为紧张，还是因为病房里的暖气太足。她笑了笑，说：“走了几步台阶。”她没有否认，也没有解释，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她坐下，把布袋放在腿上，双手按在布袋上，像在压住什么。“带了点吃的，不知道您能不能吃。”她拉开布袋的拉链，从里面拿出那盒小米糕和那瓶蜂蜜水，放在床头柜上。小米糕用保鲜膜包着，蜂蜜水装在玻璃瓶里，瓶盖上系着一根红色的棉线，方便拧开。
“医生让慢慢过渡到软食，这个正好。”齐母看了看那盒小米糕，又看了看她，示意她放桌上。然后她忽然问：“听说你是开花店的？”语气像在聊天气，像在问“今天星期几”，不刻意，不突兀，自然而然地滑了出来。
“嗯，在街角开了七年。”岑晚秋说。她把小米糕往床头柜里面推了推，怕它掉下来。“七年”这两个字她说得很轻，但那个数字本身是有重量的。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子，每天早起、进货、剪枝、包扎、记账、关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一件事上坚持七年，尤其是这件事还不怎么赚钱的时候。
“一个人？”齐母问。她的目光落在岑晚秋的手上，那只手放在布袋上，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很短很整齐，没有涂指甲油。虎口处有一道浅疤，拇指侧面也有一道，食指的指尖有一个被花刺扎过的小红点，还没完全消退。这是一双干活的手，不是那种养尊处优的、只会翻书和打字的手。
“有时候雇个临时工帮忙。”岑晚秋说。她感觉到齐母的目光落在自己手上，但没有把手藏起来，也没有刻意展示。就让它放在那里，自然地、坦然地、不卑不亢地放在那里。
齐母点头。那个点头很慢，很轻，像是在消化什么。“不容易。现在年轻人，能踏实做点事的不多。”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客套，没有敷衍，是一种过来人的、见过了太多浮躁和不靠谱之后的、难得的认可。她年轻的时候也开过小店，卖纽扣和针线，她知道守着一家店是什么滋味——不是“当老板”的风光，是每天早起晚睡的疲惫，是生意不好时的焦虑，是一个人扛着所有事、没人商量、没人分担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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