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经擦黑了。齐砚舟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夕阳正好沉到楼群后面，只在天边留下一道窄窄的橘红色光带，像一条被谁随手抹开的颜料。他站在住院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道余晖，然后低下头，把白大褂的扣子解开，脱下来搭在手臂上。医院门口的灯光是冷白色的，照在白大褂上，反射出一种近乎透明的光。他把白大褂叠了一下，搭在臂弯里，然后转身走向花店的方向。
他走得不快。从医院到花店，这段路他走了上百次，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但今天他走得比平时慢，不是因为累——虽然确实累，手术结束后他只喝了一杯水，连午饭都没吃——而是因为脑子里在想事情。想今天下午母亲和岑晚秋见面的画面，想她们握手时他心里的那种胀满的感觉，想母亲说的那句“他只有在提到你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他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嘴角不自觉地往上翘了一下，然后很快又收住了，因为前面有人在看他——一个提着菜篮子的老太太，站在路口等红灯，看了他一眼，大概觉得一个穿深蓝色衬衫、臂弯里搭着白大褂的年轻男人站在路边傻笑，有点奇怪。
他过了马路，拐进那条他熟悉的巷子。巷子里的路灯还没亮，天色将暗未暗，一切景物都笼罩在一层灰蓝色的、暧昧的光里。早餐铺子的卷帘门已经拉下来了，铁皮上贴着一张招租广告，白纸黑字，在暮色中格外醒目。五金店的灯还亮着，昏黄的，从玻璃门里透出来，照在门口堆着的 PVC 管和电线盘上，像一幅静物画。理发店的红白蓝转灯还在转，慢悠悠的，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永远在跳着同一支舞的人。花店的灯还没开。玻璃门关着，卷帘门没拉，从外面能看见里面的操作台、花架、柜台，和柜台后面那张歪了一角的高脚凳。一切都很安静，像一个还没醒来的、正在做梦的人。
他站在台阶上没急着走。他把白大褂从臂弯里取下来，挂在衣帽架上——衣帽架在门边的角落里，铁的，白色的，上面挂着几件东西：一把伞，一条围巾，一个帆布购物袋。他把白大褂挂上去的时候，衣架晃了一下，发出极轻的金属声。然后他回头看，看她推开店门。她走在他前面，手搭在门把上，旗袍的肩线被路灯拉出一道斜斜的影子，从她的肩膀一直延伸到地上，像一个被拉长了的、变形的、但依然好看的剪影。她推门的动作很轻，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也许是怕惊扰了店里的花，也许是怕惊扰了隔壁的邻居，也许是怕惊扰了这份难得的、从下午延续到现在的、温暖的、让人不敢用力呼吸的平静。
“你不进去？”她回头问他。她的声音在暮色中显得比平时低，像大提琴的低音弦被轻轻拨了一下。她的手还搭在门把上，手指微微用力，门开了一条缝，一股混合的花香从门缝里飘出来，甜的，淡的，像某种不知名的、只在记忆中存在的气味。
“等你开灯。”他说。他说完自己都笑了，因为这句话确实有点矫情——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说出口了，收不回来了。他笑了一下，不是那种自嘲的、尴尬的笑，而是那种“好吧我承认我就是这么矫情”的、坦荡荡的笑。“矫情了，走吧。”他说，语气里有“算了算了不演了”的随意。
她也笑了一下。那个笑很浅，只有嘴角弯了一点，左脸的梨涡若隐若现，像一颗沉在水底的石子，透过水面看，模模糊糊的。她抬手按下墙边的开关，花坊里几盏小灯依次亮起——先是柜台上面那盏射灯，暖黄色的，照在账本和笔筒上；然后是花架上面的几盏筒灯，白色的，照在那些还没卖出去的花上，玫瑰、百合、雏菊、洋桔梗，每一朵都被光勾勒出清晰的轮廓；最后是玻璃柜里面的 LED 灯带，冷白色的，照在那些永生花上，让它们看起来像被封存在琥珀里的、永远不会凋谢的标本。玻璃柜里的永生花泛着微光，红的、粉的、紫的、蓝的，颜色鲜艳得不像是真的，但它们的的确确是真的——真的花，真的颜色，真的存在，只是不会死了。账台后那张高脚凳还歪着一角，凳面朝左边倾斜了大概十五度，像是下午谁匆忙起身时撞的，撞了以后没扶，就那么歪着，像一个在等人来把它扶正的、赌气的孩子。
他跟着她往里走，顺手把白大褂从衣帽架上取下来——不，他刚才已经挂上去了，现在又取下来了？不对，他刚才挂在衣帽架上的是从医院穿出来的那件，现在他跟着她往里走的时候，路过衣帽架，顺手把白大褂从衣帽架上取下来，叠了一下，搭在旁边的椅背上。他的动作很自然，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事实上，这个花店对他来说，已经比他那间空荡荡的宿舍更像家了。这里有她，有花，有风铃，有奶糖，有他改过的账本，有她泡的茶，有两个人一起度过的无数个安静的、不需要说话也觉得充实的黄昏和夜晚。
“妈睡了我才出来的，”他说，走到账台边，靠在台沿上，“刚才护士说她喝了半碗粥，比昨天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昨天她只喝了几口汤，今天能喝半碗粥了，说明消化功能在恢复，说明身体在往好的方向走。他把这个信息说出来，不仅是告诉她，也是在告诉自己——一切都在变好，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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