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砚舟是被闹钟吵醒的。手机屏幕亮起六点整，冷白色的光在昏暗的房间里像一道无声的闪电，刺得他眯了一下眼。他没有立刻坐起来，而是侧过头，让眼睛适应那道光。屏幕上的数字从5:59跳到6:00，秒针在虚拟的表盘上走了一圈，然后又从零开始。他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床上，让黑暗重新包围自己。但已经醒了。不是那种迷迷糊糊的、可以再睡五分钟的醒，而是那种突然的、彻底的、像被人从水里拎出来的醒。他的脑子在几秒钟之内从一片空白变成了高速运转——今天要做什么？登记中心、公证处、银行、养老院。材料清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像手术前的器械核对，一样都不能少，一样都不能乱。他坐起身，揉了揉脸。手指摸到下巴上的胡茬，有点扎手，昨天忘了刮。他翻身下床，光着脚踩在冰凉的瓷砖上，激得脚心一缩。他走到洗手池前，对着镜子看了自己一眼——头发乱得像鸡窝，眼睛下面的黑眼圈还是那么重，嘴唇干得起皮。他拧开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把脸，水凉得他打了个哆嗦，但也让他彻底清醒了。他拿起剃须刀，嗡嗡嗡地把胡子刮干净，然后抓了抓头发，让它们看起来不那么乱。他穿上衬衫，深蓝色的，昨天熨过的，还挂在衣柜门上。他一颗一颗地扣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的时候，手指顿了一下——那颗扣子的线松了，摇摇欲坠。他想了想，没扣，敞着。反正白大褂穿上也看不见。他抓起那枚银质听诊器项链，从衣领里穿过去，吊坠垂在锁骨处，凉凉的，像一小块冰。他摸了摸它，然后拿起床头柜上的文件袋，检查了一遍——委托书复印件、清单打印件、笔记本、笔、手机充电宝。一样不少。他把文件袋夹在腋下，穿上鞋，出了门。
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他摸着墙往下走，脚步比昨晚快，因为他已经熟悉了这栋楼的黑暗——哪里有一个台阶，哪里有一个转角，哪里墙上有一根凸出来的钉子，他都记住了。他走出楼道的时候，天刚透出灰白，东边的地平线上有一抹淡淡的橘色，像一条被谁用毛笔轻轻扫过的痕迹。楼下的早点摊还没支起来，那个每天五点半就推着三轮车来卖豆浆油条的老头，今天不知道怎么了，还没来。街上很安静，只有环卫工人的竹扫帚刷过柏油路面的声音，沙沙沙沙，单调而规律，像一首催眠曲。他深吸了一口清晨的空气，凉的，带着露水的湿气，灌进肺里，像喝了一口冰水。
从宿舍到花店，走路十五分钟。他走得不快不慢，皮鞋踩在人行道上，笃笃笃笃，节奏很稳。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辆出租车从身边开过去，车灯在黎明前的灰暗中显得格外亮，像两颗在地上滚动的星星。他走过那棵老槐树，走过那个永远停着一辆银色面包车的路口，走过那家五金店和理发店。花店的卷帘门还没拉开，深蓝色的铁皮在晨光中泛着冷光。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钥匙有点涩，他左右拧了两下才打开。卷帘门被他推上去，哗啦一声，在安静的清晨里显得格外响亮，像一声咳嗽。他弯腰钻进去，顺手把门拉下来一半，不让外面的冷风灌进来太多。
花坊里很暗，只有从玻璃门透进来的、微弱的、灰蒙蒙的天光。花架上的花在昏暗中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像一幅未完成的素描。空气中弥漫着花香，但不像白天那么浓，而是一种淡淡的、沉睡中的、像梦一样轻的味道。他把文件袋放在账台上，然后听见里屋有动静——水壶烧开的声音，咕嘟咕嘟，然后是一声短促的“咔”，水壶自动断电了。他走到里屋门口，看见她正背对着他，从水壶往杯子里倒水。她穿着那件墨绿色的旗袍，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用银簪挽着，几缕碎发垂在耳侧。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像在做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事。但她眼下有点青，青得像一块被轻轻擦伤的皮肤。她显然没睡踏实——也许是因为那份通知书，也许是因为弟弟的到来，也许是因为他说的那句“以后都不会让你一个人”。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有些东西，说不清，但身体知道。身体会替你记住那些没说完的话、没做完的事、没放下的心，然后在第二天早上，用黑眼圈告诉你。
她听见动静探出头来，看见是他，眼神里有一点惊讶，但更多的是某种说不清的、柔软的、像被什么东西暖了一下又不好意思承认的东西。“你来这么早？”她说。她的声音有点哑，像是刚醒不久，又像是没怎么睡。
“事儿不等人。”他把手里的文件袋放在账台上，拉开拉链，从里面抽出一张A4纸。纸是白色的，打印的，黑色的字排列得整整齐齐，像一队等待检阅的士兵。他走到墙边，那里有一块白板，是她在花店搞活动时用来写促销信息的，白色的板面上还留着上次用马克笔写的“母亲节特惠，康乃馨八折”，字迹已经被擦得模模糊糊。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块磁铁，圆形的，黑色的，吸在白板的四个角上，把那张A4纸固定住。纸上写着四项任务：不动产登记中心调档、公证处查证、银行流水归集、证人联络取证。每一项任务下面都列了时间线和分工——他的名字对应前两项，她的名字对应第三项，岑明远的名字在第四条后面打了一个勾。他还写了一些备注，比如“登记中心需带委托书原件”“公证处需家属共同申请”“银行流水需打印完整版”“证人需当面签署书面证词”。字写得很小，但很清楚，一笔一划，像病历上的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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