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中心的大厅人不少，十几个窗口都排着队，有人在填表，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坐在塑料椅子上等号。空调开得很足，冷风从头顶的出风口吹下来，吹得他脖子发凉。他在取号机上按了一下，吐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B032”，前面还有八个人。他找了个空位坐下，把文件袋抱在怀里，闭了一会儿眼。不是困，是累。这几天他一直在跑，从手术室到病房，从病房到花店，从花店到登记中心，从登记中心到公证处。他的身体在说“我想躺下”，但他的脑子在说“再坚持一下”。他听脑子的话。
轮到他的时候，窗口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女人，圆脸，戴着黑框眼镜，头发扎成一条马尾。她接过他的号，看了一眼，然后抬头看他。“非产权人亲属不能调阅原始档案。”她的语气是那种标准的、公事公办的、没有感情的、像录音机一样的声音。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甚至没有看他，目光落在电脑屏幕上，手指在键盘上敲着什么。
“我是她法定代理人推荐的协助方，”他把委托书递过去，动作很稳，不急不慢。他把委托书放在柜台上，用手指按着，推到她的方向。“而且涉及遗产纠纷，已有初步证据表明存在伪造文书嫌疑，我可以申请调查备案。”他说“伪造文书”的时候，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在念一段法律条文。他知道这几个字的重量，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不是普通的纠纷，不是简单的误会，而是可能存在违法行为的、需要严肃对待的、不能敷衍了事的案子。
对方犹豫片刻。她拿起委托书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她的目光在“周正海律师事务所”几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声音太小，他听不清。挂了电话以后，她对他说：“稍等。”然后起身，走到后面的一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推门进去。他坐在那里等，手指在文件袋上轻轻敲着，笃，笃，笃，像心跳。等了大概五分钟，她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走到窗口前，把文件夹放下，然后对他说：“可以查。你把身份证给我。”他从钱包里抽出身份证，递过去。她接过，复印了一份，然后把原件还给他。她带他走到一排档案柜前，打开其中一个抽屉，从里面抽出一个牛皮纸袋，封面上写着地址和编号。她打开纸袋，把里面的文件倒在桌上——审批表、登记卡、手写的说明、几份签字的协议。他一份一份地看，手指翻动纸张，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找到了宅基地审批表，上面有五个人的签名，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他找到了那句关键的话——“房屋归属由长子继承，不得擅自分割”。他用手指在那句话下面划了一道，然后抬头对工作人员说：“这些，我都要复印。”
二十分钟后，齐砚舟拿着一叠复印资料走出登记中心的大门。阳光正好照在他脸上，他眯了一下眼，然后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那叠纸，嘴角微微扬起。不是笑，是一种“好，第一步完成了”的、松了一口气的、像跑完一千米后喝到第一口水的表情。他把复印资料放进文件袋，拉好拉链，然后掏出手机，给岑晚秋发了一条消息：“登记中心搞定，拿到审批表复印件，上面有‘长子继承’条款。”发完以后，他把手机塞回兜里，走向公交站。
另一边，岑晚秋坐在花坊账台前，电脑屏幕亮着，白光映在她脸上，把她的轮廓照得很清楚。她把银行回单一张一张地放在扫描仪上，盖上盖子，按下扫描键，机器发出嗡嗡的声音，像一只在吃东西的小动物。一页，两页，三页……一共二十三页，每一页都是她当年还款的凭证。有一笔三十万的转账，是她把婚房抵押后从银行贷出来的，备注写着“工人工资垫付”。收款方是七名工人的联名账户，附有签收单照片，每一张签收单上都有工人的名字、手印、身份证号。她把所有文件归入一个文件夹，命名为“还款证据-完整版”，然后复制了一份到U盘里，又复制了一份到云盘。她做了三次备份，因为她知道，这些东西不能丢，丢了就什么都没了。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手指按着太阳穴。太阳穴有点胀，血管在突突地跳，像有只小锤子在敲。她按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看着窗外。阳光从玻璃门照进来，落在操作台上，落在那些还没整理完的花上。玫瑰的红，百合的白，雏菊的黄，在阳光下鲜艳得像假的。她盯着那些花看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到操作台前，拿起一枝玫瑰，把上面的刺一根一根地掰掉。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每一根刺都掰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毛刺。她做这件事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他——他在登记中心，在那些她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在一张一张地翻那些她从来没见过的文件，在替她做她一个人做不到的事。她的心口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膨胀，不是疼，是一种涨涨的、满的、像快要溢出来的感觉。她说不清那是什么，也许是感动，也许是依赖，也许是别的什么她不敢命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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