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晚秋坐在高脚凳上，默默剥了一根油条递给弟弟。油条外面包着一层纸巾，她把纸巾撕开，把油条递过去，动作很自然，像小时候每天早上的习惯。她的手指在油条上停了一下，确认不烫了，才松手。岑明远低头接过，手指有点抖。他把油条捏在手心里，感受着那层薄薄的纸巾下面热乎乎的温度，和那股混着油香的面粉味道。他知道，姐姐这些年一个人扛了多少——花店的房租、进货的成本、工人的工资、那些深夜里一个人算账算到哭的日子。而自己却躲在外省，连个电话都不敢打。他不敢打，是因为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怕自己一开口就说“姐，我回来帮你”，但他知道帮不了，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他怕自己一开口就说“姐，你辛苦了”，但这句话太轻了，轻到像一张纸，风一吹就飞了。他怕自己一开口就哭，哭得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让她更担心。所以他没打电话，一年，两年，三年。他把她的号码存在手机里，存了好几年，但从来没拨出去过。现在有人站出来牵头，他反而不知该怎么配合。他像一个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鸟，门开了，却忘了怎么飞。
“那个……我带了会议记录原件。”他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信封，信封的边角已经磨损了，有些地方泛着白，像一个老旧的、被翻阅了无数遍的文件。他把信封放在桌上，用手按了按，像在确认它的存在。“还有两位叔伯的联系方式，他们当时都在场签字。其中一个腿脚不好，住城东养老院，另一个在郊区种菜。”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比之前稳了一些，因为他在说一件他确定的事——他确实找到了这些材料，确实存了这些号码，确实做了一件有用的事。他抬起头，看了齐砚舟一眼，目光里有试探，有期待，有那种“我做得对吗”的不确定。
“很好。”齐砚舟抽出笔记本记下。笔记本是黑色的，硬壳封皮，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他翻到新的一页，写下“城东养老院”和“郊区种菜”两个词，然后在下面画了两条线。他把笔帽扣上，放在桌上，然后抬头看着岑明远。“等我从登记中心回来，顺路去趟养老院。你下午陪我去公证处，需要家属共同申请调档，你在场更稳妥。”他说“你下午陪我去”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你不是旁观者，你是参与者”的邀请，有那种“我需要你”的信任。
“可他们要是不认我怎么办？”岑明远声音低下去，低到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闷闷的、模糊的声音。“堂叔说过，我不配再姓岑。”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嘴角扯了一下，像是在笑，但笑得很苦，像一杯没加糖的黑咖啡。堂叔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刚满二十岁，还在读大专，姐姐刚离婚，花店刚开张，他一个人在宿舍里，接了这个电话，听完以后，他把手机摔在床上，然后坐在床边，坐了很久。他没有哭，他只是觉得胸口很闷，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后来他把“岑”这个字写在纸上，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划掉了。他觉得自己不配姓岑，因为姓岑的人应该是有担当的，而他连回去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你现在在这儿，就是姓岑。”齐砚舟抬眼看他。他的目光是直的，像一支射出去的箭，不偏不倚，正中靶心。他的眼睛里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只有一种“你给我清醒一点”的、严厉的、但又不失温度的光。“你姐没赶你走，我就当你是个能顶事的男人。别还没动手，先把自己当外人。”他说“能顶事的男人”的时候，语气里有那种“我对你有期待”的信任，有那种“你可以做到”的鼓励。他不是在安慰他，他是在告诉他——你有用，你重要，你不是多余的。
岑明远抬起头，对上那双没什么笑意的眼睛。那双眼睛是深褐色的，在晨光中显得很深，像两口不见底的井。井里有水，但你看不见，只有当你把桶放下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有多深。他看了两秒，喉结动了动，上下滚动了一下，像一个在咽口水的人，又像一个在咽什么别的东西的人。他终于点了头。那个点头很慢，很轻，但很确定。像一颗种子终于找到了土壤，决定在那里生根。
九点半，三人分头行动。齐砚舟把文件袋夹在腋下，走出花店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U盘，正在往电脑上插。她没有看他，但她知道他看了，因为她的肩膀微微僵了一下，然后恢复如常。他笑了笑，转身走了。
从花店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坐公交车四站路。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文件袋放在膝盖上，双手按着。车窗外的街景在倒退——早餐铺子、五金店、理发店、水果摊、那棵老槐树。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在车厢里投下一块一块的、移动的光斑。他把委托书复印件从文件袋里抽出来，又检查了一遍。周正海的律师事务所盖章齐全，红色的公章压在黑色的字体上，像一枚印在契约上的血印。抬头写着“受托人：齐砚舟”，权限明确：查阅、复印、调取与产权相关的原始档案。他看完以后，把纸折好，放回文件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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