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她问。
“学会什么？”
“削苹果一刀到底，从不间断。”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小时候，我妈削苹果给我吃，一刀到底，不断。她说，断了的果皮是不吉利的，日子不能断。”他顿了顿，“后来我学会了，削给病人吃。再后来，削给你吃。”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上的疤。那道疤，以前是红色的，凸起的，一碰就疼的。现在是白色的，平整的，不疼不痒的。但它还在。像一个印记，一个“我活过”的印记。她看着它，忽然觉得它很好看了。不是因为它本身好看，是因为它是她的一部分。是因为他不在意。是因为他连她的疤都记得。
“你在想什么？”他问。
“在想你。”她说，“想你为什么记得这么多事。”
他伸出手，握住她的。他的手很大，手指修长，指甲修剪得很整齐，指腹有薄薄的茧。他的手心是热的，她的指尖是凉的。热和凉贴在一起，像火和冰，像夏天和冬天，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这一刻，融合了。
“因为是你。”他说，“你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我都记得。不是因为我的记性好，是因为你值得被记住。”
她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握得更紧了一些。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们交握的手上，落在她的手背上那道浅疤上，落在他指节上那层薄茧上。阳光把他们的手照成了半透明的金色，像两块被时光打磨过的琥珀。
楼下巷口传来猫叫，是那只橘色的流浪猫。它蹲在垃圾桶旁边，舔着自己的爪子，舔得很认真，像在做一件顶重要的事。她看着它，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只猫，”她说，“你还记得吗？”
“记得。”他说，“你救它的那天，手上被划了一道口子，流了很多血。你不肯去包扎，说‘猫更重要’。我站在旁边，看着你蹲在墙根，头发上都是灰，旗袍下摆沾了泥，手上全是血。你一边给猫上药，一边说‘没事的，不疼’。那只猫叫了一声，你笑了。你笑的时候，左脸有个梨涡，很深。”
她看着他，眼眶有点热。“你连这个都记得？”
“我说过，因为是你。”他说，“你的一切，我都记得。”
她低下头，把脸埋进他的掌心里。他的手很大，能盖住她的半张脸。她的睫毛扫过他的掌纹，痒痒的。他没有动，就让她埋着。风吹过来，把她的头发吹乱，把他的衬衫领口吹翻。他们坐在厨房的小桌旁，坐在阳光里，坐在彼此的体温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抬起头。脸上的泪已经干了，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子。她的眼睛红红的，但很亮。她看着他，忽然说：“我们明天去领证吧。”
他愣了一下。不是惊讶，是那种“你说什么”的、不敢相信的、又期待的、又紧张的、像在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的表情。
“明天？”他问。
“明天。”她说，“我不想等了。我等了太久，你也是。我们都不年轻了，剩下的日子，要抓紧过。”
他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个笑不是平时那种浅浅的、克制的笑，而是一种从心底里涌上来的、忍不住的、像孩子一样的笑。他笑的时候，眼睛弯了，嘴角翘了，连眉毛都往上扬了。他笑的样子，不像一个外科医生，不像一个二十八岁的、见惯了生死的、冷静克制的成年人，而像一个偷吃了糖的、被发现了但不在乎的、因为糖太甜了所以值得被发现的、快乐的小孩子。
“好。”他说，“明天。”
她笑了。笑得很浅，但很真。
窗外，阳光正好。风铃挂在门口，铜管垂着，麻绳系着，打了一个结，是他打的。它安静地悬在那里，像一个在等风来的人。风还没有来，但它知道，风会来的。因为风铃的存在，就是为了等风。就像她的存在，就是为了等他。就像他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她。他们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
明天，他们去领证。后天，他们去种石榴树。大后天，他们去看老宅。然后，他们会办一场小小的婚礼，在花坊后院，在石榴树下，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她会穿着那件墨绿旗袍，戴着齐母的珍珠发簪和李淑芬的凤头钗，他会穿着那件深灰色西装，戴着母亲给的银袖扣。他们会交换戒指，会说“我愿意”，会接吻，会笑，会哭，会拥抱。然后，他们会回家。回到这个有樟木箱、有漆盒、有嫁妆、有爱、有“我们是一家人”的家。
她靠在他肩上，闭着眼。她的呼吸很轻，胸口的起伏很慢，像一个在做梦的人，又像一个不需要做梦的人——因为此刻，已经是她能想到的最好的梦了。
他低头看着她，眼角那颗泪痣在阳光下像一颗小小的、会发光的、永远不会陨落的星星。他笑了，笑得很浅，但很真。
“晚安。”他说。
她没有回答，但她把脸往他怀里蹭了蹭，像一只找到了窝的猫，终于肯闭上眼睛。
窗外，月亮还亮着。星星还闪着。风铃还挂着。花坊的灯还亮着，暖黄色的，从窗帘的缝隙漏出来，像守夜人的眼睛。
那盏灯，会一直亮着。不会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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