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文搬进太平山顶的消息传开之后，香港的报纸确实热闹了几天。
《华侨日报》在第三版用了一小块版面，标题是美记大班进驻山顶，华人买办再添一员。《星岛日报》的报道稍微含蓄些，说山顶住宅区华人住户增至七户，陈氏或成第八户。最热闹的是《工商晚报》，连登两天花边新闻，说陈学文那栋宅子之前的业主是怡和的一个退休董事，挂牌两年都没卖掉，陈学文却一口价拿了下来。
报纸上的措辞很客气。没人用这个词，用的是华资经理人商界翘楚之类的好听话。但街面上的人读得懂——1956年的香港，山顶那条路上能住进去的华人，掰着手指头就能数完。何东、罗文锦、冼德芬、施炳光、黄金福、陈廉伯，现在又多了一个陈学文。这些名字在香港人嘴里滚了三四十年，每一个都是的代名词。
只有楚河和郭建业知道内情。
楚河是在美记的办公室里跟李祖喝茶的时候问的。他刚喝了两杯，看了看四周没人，才把茶杯放下，压低声音问：阿祖，学文哥……到底是什么人？
李祖正靠在椅背里翻一份货单，闻言把货单搁在膝盖上，想了想该怎么措辞。他想了一会儿，没找到什么委婉的说法，就实话实说了：学文哥……是地下党来着。
楚河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住，茶水晃出来几滴洒在桌面上。他瞪着眼看着李祖，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地下党，美记大班，山顶住户，这三个词放在同一个人身上，在他的认知里几乎是互相矛盾的。旁边的郭建业也放下了杯子，公文包搁在膝盖上，手指攥着包带的边角，攥得指节泛白，他看了看李祖，又看了看楚河，最后把目光收回到自己面前的茶杯上，什么也没说。
楚河咽了口唾沫，声音压得更低了：那……港英政府不知道吗？
知道啊。李祖重新把货单拿起来，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学文哥从1901年就认识我老爸，大学毕业从会计师一直做到黑水会议首席精算师，后来被委派香港独当一面。他是美记大班，美记在怡和、太古、汇丰那里平起平坐。港英政府知道归知道，但动不了他，也不愿动他——真把他逼走了，美记撤资换个地方落脚，亏的是香港。他顿了顿，把货单翻过一页，这就是皮埃尔先生说的，入世的底气
楚河坐在那里，消化了好一会儿。他想起在火车上，陈学文开车来接他们时那一身呢子大衣、银灰色领带、慢悠悠说话的从容样子，确实不像任何他见过的地下工作者。但他又想起这一路上见过的那些香港街头巷尾的细节——美记的货车在码头上畅通无阻，报关行的人见了陈学文的签字从不多问，连海关的英国职员隔着柜台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这些细节单独看没什么，串在一起就是一张密密麻麻的网，而陈学文坐在网中央，从容得像一只养熟了的老蜘蛛。
这么多人都知道啊？
李祖吸了吸鼻子：他是美记大班，英国佬敢把他怎么样？
楚河沉默了。他看了看郭建业，郭建业也在看他。两个人谁都没说话，但都在心里过了一遍同一件事：原来不一定非得藏在地下，可以坐在山顶的客厅里、端着香槟、当着港督的面谈天说地，而对方明明知道你的底牌，却拿你没有任何办法。郭建业低头看了看自己那件袖口磨白的中山装，心里默默地琢磨着李祖的那句入世的底气，原来人跟人的差距比火车上的硬座和软卧之间的距离还大。
过了年没几天，芬恩就急着要走。
邦尼问他为什么急着走，他只说了三个字：太潮了。邦尼又问他是不是吃不惯甜口的肉，他别过头去看着窗外说：也吃不太惯。邦尼没再追问，只是把行李整理好，叮嘱伊芙在香港好好养胎、不要爬高踩低，又跟爱德华嘱咐了一遍家里哪些事不要让她碰。爱德华站在门口认真听着，点头的幅度比平时大了一倍，像是在用动作掩饰紧张。
芬恩出发那天，李祖送他到罗湖。父子俩站在桥头抽了根烟，谁也没说太多话。李祖看着他父亲上了火车，那件军大衣在车厢门口晃了一下就消失在门里了。李祖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直到汽笛响了才转身往回走。
火车上的芬恩又闲不住了。
软卧车厢安静得像一间移动的书房。邦尼在隔间里打盹，毛毯盖到下巴，呼吸平稳得几乎听不见。走廊尽头偶尔有乘务员经过，皮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有声响。车窗外的华北平原正在一寸一寸地铺展开来，褐色的田垄、稀疏的村庄、光秃秃的白杨树一排一排地往后退，像慢镜头里翻动的书页。
芬恩坐着看了一会儿窗外，觉得无聊透顶。他站起来，推开通往硬座车厢的隔门，往硬座的方向溜达过去。他这次没有遇到卖橘子的老头，也没有遇到任何让他觉得有趣的人。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歪歪扭扭地坐着几个裹棉袄的汉子，有人靠着椅背睡觉，有人在吃冷馒头，有人用一个装着开水的搪瓷缸子接着从窗缝漏进来的风。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煮鸡蛋的味道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旧棉絮被捂久了之后散发出来的闷热。芬恩挤进人堆里晃了一圈，没发现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只好又挤回来，坐回软卧隔间的窗边，继续看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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