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斯伯翻开欧洲那本旧账的时候，自己都愣了一下。
那本账是威廉留下来的，牛皮封面，边角磨得发白，里面的纸页已经泛黄了，有些页面的墨迹被水渍洇过，字迹模糊成一团，但每一笔都还有记录可查。他花了整整两个星期，才把账本里的条目和实际存在的资产、债务、关系一一对应起来。对应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这哪是账本，这是欧洲近现代史残骸。”
安特卫普那家船厂，1919年威廉出资修建的，那时候一战刚结束，比利时沿海的港口设施被德国人拆了大半，威廉出钱修船坞、铺轨道、建起重塔，算是战后重建的一部分投资。1930年代大萧条，船厂订单锐减，还不起分期款，威廉把债务转成了优先股，不参与经营，只拿固定分红。1940年德军占领比利时，船厂被征用，造的船从商船变成了U艇补给舰；1944年盟军轰炸安特卫普港，船厂又被炸了一遍，船坞塌了，起重塔歪了，厂房只剩半面墙。老板1945年从防空洞里爬出来的时候，厂子还在，但不是他记忆里的样子了——剩下的是焦黑的钢架、炸裂的混凝土基座，和一摞三十年没还清的旧账。威廉的黑水会议那笔钱，复利滚了三十年，数字已经超出了他能理解的范围。
勒阿弗尔那家小船厂规模不大，威廉1921年出的钢材，本来没打算做长期投资，但船厂老板是个实在人，签了分期还款的协议，按时付了三年。1929年大萧条来了，老板跑路了，留下一个还在读中学的儿子接班。1940年法国沦陷，船厂被维希政府征用，用来修海岸巡逻艇；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勒阿弗尔被炸了整整一个月，船厂只剩一堆废铁。那位儿子已经变成了父亲，站在废墟前面，面对着威廉那笔三十年前的分期款，本金加利息，一分没少。
热那亚一家造船作坊，规模比勒阿弗尔还小，威廉1923年出的木工、缆绳、帆布，主要是看中地中海的航运中转需求。老板是个老共产党人，1943年墨索里尼倒台后，船厂被德军烧了，连同库存的木材和半条没造完的渔船一起化为灰烬。老共产党人没有跑，他站在灰烬里，手里攥着一张1923年的发票存根，上面的字迹还清晰，他对着那张纸站了一个下午，然后把它叠好塞进口袋里，没有扔掉。
鹿特丹一家中型船厂，威廉1925年出的船坞设备，原本是打算作为荷兰的分销点来布局的。1940年德军闪击荷兰，船厂被征用；1945年盟军轰炸鹿特丹港，船厂又被炸了一遍。厂长1945年在废墟里见到贾斯伯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你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还不起。”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手掌上全是拆废墟磨出来的茧子，语气不像是在求饶，更像是在陈述一个他已经接受了很久的事实。
这几家都是烂账。不是那种“对方赖账不想还”的烂账，是“对方想还但真的什么都没了”的烂账。如果换一个人来接这笔遗产，可能的选择不多：要么请律师起诉，拿到一纸无法执行的判决书；要么把债权打折卖给第三方催收公司，换一笔现金然后从账本上划掉；要么干脆放弃，在报表里作为坏账核销。贾斯伯坐在法兰克福的办公室里，把这几家船厂的资料并排摆在桌面上，看了一整个下午。窗户开着，外面是美因河对岸的街景，暮色从河面铺过来，把桌面上的纸页染成暖黄色。他看到傍晚的日光从纸页的边角移开，落在桌角那盏还没拧亮的台灯的灯罩上，然后他拿起电话，拨了安特卫普船厂老板的号码。
贾斯伯对他们说的方案，后来被几家船厂的会计私下叫作“天降菩萨方案”——但他们的表述更直接一些：“你们欠的账肯定是还不起了。三十年复利，我也不逼你。我有一个方案——我给你钢材，给设备，给西门子工程师，帮你们重建船厂。这些算我入股的，我占三成。重建完了，造几艘船出来，抵那笔债。造多少？看你能还多少。造出来的船，不归你，归一家新公司，但新公司给你股份。你厂子活了，债清了，还能当股东分红。干不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贾斯伯没有催，他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腾出手来翻了翻桌面上另一份文件。过了大约半分钟，安特卫普船厂老板的声音传回来，比刚才低了一些，但语气里有一种“我再确认一次这不是玩笑”的谨慎：“……你说真的？”
“真的。”
“那你什么时候来签合同？”
鹿特丹的厂长听到方案之后第一反应是：“你们这帮资本家的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他翻来覆去把方案看了三遍，确认没有隐藏条款，才在合同末尾签了字。签完之后他把笔搁在桌面上，抬起头看了贾斯伯一眼，说了一句：“你比威廉先生讲道理。”贾斯伯没有接话，把合同收进文件夹里，扣好搭扣。热那亚那位老共产党人是反应最慢的，他拿着合同在自己那间临时搭起来的小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中间喝了两杯凉透了的咖啡，然后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字。签完之后他把钢笔帽拧紧，抬起头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贾斯伯记得很清楚：“我以为资本家只会在还有钱赚的地方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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