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火器司。
巨大的铁锤砸在通红的铁块上，溅起一蓬火星。
风箱呼哧呼哧地响，炉火映着匠人们黝黑的脸膛。
整个火器司像一个巨大的蜂巢，到处是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刺鼻的硫磺味、工匠们粗声大气的吆喝。
“升温再快些，铁水才能流得匀。”
匠头的吆喝声不断响起，“这批枪管，膛线一定要拉直，不能有半点偏差。”
工匠连连点头，又忍不住嘀咕：
“大人，您这新法子是快，可就是太费煤了。再这么烧下去，库里的煤撑不到夏天。”
那匠头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
“煤的事，户部已经在想办法了。粤北新开了几座煤窑，下个月就能供上。”
他走向另一座工棚，那里正组装着一门新铸的红夷炮。
炮身粗大，口径足有五寸，几个人正用绞盘将它缓缓吊起，安放到炮车上。
“这门炮，试过了吗？”
“试过了，”负责的匠官满脸兴奋，“一炮轰塌了半堵墙，比虏人的红夷炮还厉害！只是太重，转运不易。”
匠头绕着炮走了一圈，沉吟道：
“重不怕，威力大就行。这是给水师用的，装上船，就是海上巨无霸。”
他忽然想起什么，问：
“掌心雷那边，这个月产量如何？”
“回大人，上月三千枚，这个月加了两个班，能到四千。”
匠头点点头，脸上终于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
一年之内，一万支燧发枪，三百门火炮，五万枚掌心雷——
这个目标，看起来很远，但只要炉火不熄，铁锤不停，总能砸出来。
他抬头望了望天。
广州的夏天来得早，这才四月，日头已经毒辣起来。
可他知道，真正的热火，还在后头。
朱由榔立在御书房窗前，望着院中那株木棉。
二月时还光秃秃的枝干，如今已是满树绿叶，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泽。
身后传来轻而稳的脚步声。
“陛下，”
瞿式耜的声音，“江南各府县清丈进展的奏报，都在这儿了。”
朱由榔转过身，接过那厚厚一叠文书，没有急着翻阅，只是轻轻拍了拍。
“瞿先生，”他忽然问，“你说，一年之内，这些事能办成吗？”
瞿式耜沉默片刻，缓缓道：
“清丈之事，自古难行。江南士绅，盘根错节，必生怨望。然陛下有锦衣卫暗中查访，有地方官明面推行，有百姓期盼公平之心为助，一年之内，当可粗定。”
“新粮推广呢？”
“占城稻耐旱，于江南低洼之地未必尽宜。然户部谨慎，先试后推，即便有失，亦不过一府一县。此事可行。”
“军备呢？”
瞿式耜笑了，难得露出几分轻松之色：
“火器司、兵仗局日夜赶工，宋应星亲自主持，臣去看过，炉火昼夜不熄。
一年之内，必有过万燧发枪、数百火炮交付军中。水师那边，国姓爷更是不需朝廷多操心——他比谁都急着造船。”
朱由榔点点头，目光又望向窗外。
“那吴三桂呢？孙可望呢？北京那个病秧子摄政王呢？他们会给朕一年时间吗？”
瞿式耜没有回答。
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
窗外，木棉的叶子在风中轻轻摇曳。南国的夏日很长，长到可以做很多事。
长沙。
夜已深。
湘江的潮气漫进窗棂，烛火被吹得摇曳不定，将墙上的人影拉得忽长忽短。
秦王行辕深处这间书房，今夜没有点太多的灯。
孙可望独坐案前，面前摆着一封没有抬头、没有落款、没有任何印信的密信。
信纸是寻常的宣纸，墨色晦暗，像是故意用陈墨写成，以免被人追查来路。
信很短。
寥寥数行，他却看了整整半个时辰。
“……大清素闻秦王镇守西南，威德远播，保境安民，实为一方柱石。
今江南沦陷，明寇窃据东南，气焰嚣张。然其根基未固，李定国、张煌言各怀心腹。”
“秦王据有云贵川湘，拥精兵十万，进可问鼎中原，退可永镇西南。
明廷虽以虚名相加，然李定国已封国公、镇安庆，而秦王仍滞长沙，名为四省总督，实有地无权。他日明廷根基稳固，岂能容王坐大？”
“朝廷愿与秦王约为兄弟，世世通好。若蒙不弃，可遣使密商。
云贵之地，朝廷绝不染指；
湘西、川东，亦可与秦王共之。
这封信是在提醒他：你与明廷之间，并非没有裂痕。
孙可望将信纸缓缓折起，塞进袖中。
窗外传来更鼓声。
三更了。
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
春夜的凉气扑面而来，带着江水的腥味和远处隐约的马粪气息。
长沙城的灯火已经熄灭大半，只有巡街兵丁的火把偶尔闪过。
方于宣不知道这封信。
他麾下的任何将领都不知道这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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