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淮北平原，麦浪初青。
从龙鳞城西门往外二十里，一直到淮水北岸，原本的荒滩、坡地、甚至一些废弃的村落遗址，如今都变成了一块块整齐的田垄。田垄间，新挖的沟渠纵横交错，把淮水引到田间。有些地块已经冒出齐膝的麦苗，有些则刚刚播种，裸露着深褐色的新土。
这就是屯田区——军屯在东，民屯在西，以一条新修的土路为界。
王伯骑着一匹瘦马，沿着土路缓行。他身后跟着三个农曹小吏，每人手里都捧着厚厚的账册。马背上还挂着一捆新制的曲辕犁模型——这是匠坊刚送来的样品，他要亲自到各屯田点示范。
“王曹掾，前面就是军屯三营。”一个小吏指着远处一片营地。营地外围着木栅，里面整齐排列着土坯营房。营房外，上百名士兵正在田里劳作——有的在引水浇灌，有的在锄草，还有的两人一组，拉着犁头翻地。
这些士兵穿着统一的灰色短褐，但外头套着皮甲，腰里别着短刀。干活的间隙，眼睛还警惕地扫视四周。这是赵云定的规矩：军屯士卒，半日农耕，半日操练；农具旁必放兵器，田埂上必有哨岗。
王伯下马，走到田边。一个什长模样的小头目跑过来行礼：“农曹大人。”
“地翻得不错。”王伯蹲下，抓起一把土搓捻，“土松了，草根也除了。但沟挖浅了——今年雨水多，沟浅了容易涝。”
什长连忙记下。
王伯又走到一处新播的麦田，拔起一株麦苗细看：“种子撒密了。麦苗挤在一起，争肥争水，长不好。间苗，每株隔三指。”
他示范着拔掉多余的苗，留下健壮的。士兵们围过来看，学得很认真。
“你们是哪个营的？”王伯问。
“前军第三营，我是什长韩烈。”年轻什长答得响亮。
王伯记得这个名字——武考时那个推演伤亡的年轻校尉。看来是被下放到屯田营“历练”了。
“屯田苦吗？”王伯问。
韩烈咧嘴笑了：“比操练苦。操练累了能歇，这地里的活，看着太阳干。但……”他顿了顿，“但看着苗长起来，心里踏实。以前当兵，不知道为啥打；现在知道了——就为守住这些地，这些苗。”
这话说得很朴素，但王伯听懂了。他拍拍韩烈的肩：“好好干。秋收时，你们营要是产粮超定额，按新规，超产部分两成归你们营自己分。”
士兵们眼睛亮了。
军屯的规矩是：收成七成归军府，三成归屯田士卒自留。但若能超产，超产部分有额外奖励。这意味着，只要肯下力气，他们不仅能吃饱，还能攒下粮饷寄回家。
“走，去看看你们营的沟渠。”王伯起身。
一行人沿着田埂走。韩烈一边引路，一边介绍：这片三百亩是他们营负责，种的都是冬麦，用的是荆州来的良种。水是从两里外的淮水支流引来的，他们花了半个月挖了三里长的水渠……
正说着，远处传来号角声。
“操练时辰到了。”韩烈立刻挺直腰板，“农曹大人，我们得集合了。”
王伯点头：“去吧。记得间苗、挖深沟。”
韩烈行礼，转身吹响哨子。田里的士兵迅速放下农具，抄起兵器，在田埂边列队。半刻钟后，一百多人已经跑向营地的校场——他们要在那里操练两个时辰，直到太阳偏西，再回来继续农活。
王伯望着那些汗流浃背却步伐整齐的背影，心中感慨。这些兵，既能握刀，也能握锄。这才是真正的“府兵”——不靠掠夺，靠自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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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屯那边，景象又不同。
没有整齐的营房，只有一片片简陋的窝棚。窝棚是用树枝、茅草搭的，勉强能遮风挡雨。但窝棚前，家家户户都开出了一小片菜地，种着葱、蒜、青菜。有些人家还养了鸡，鸡在田埂上刨食。
这里的“屯民”，大多是开春后从各地逃难来的流民。龙鳞城收容他们，给他们分地、借种子农具，条件是在官府的屯田区集体耕作五年，收成五五分成——五成交官仓，五成归自己。五年后，这些地就正式分给他们，成为私产。
王伯走进一片麦田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正月时在难民营里那个叫陆安的男孩。不过现在不该叫男孩了，十岁的陆安长高了一截，皮肤晒得黝黑，正和几个半大孩子一起，在田里捡石子。
“陆安。”王伯叫他。
陆安抬头，见到王伯，眼睛一亮，跑过来：“王爷爷！”
“怎么没去学宫？”王伯摸摸他的头。陆安和他妹妹陆宁都被收入养济院，本该在学宫读书。
“夫子说，农忙时放‘田假’。”陆安认真地说，“我们大孩子都来帮忙。小的在窝棚看弟弟妹妹。”
他指着远处几个七八岁的孩子，他们正带着更小的幼儿玩耍。
“你娘呢？”王伯记得陆安的母亲在织造坊做工。
“娘在织布，晚上才回来。”陆安顿了顿，“但每旬有一天‘归田日’，娘会来帮我们锄草。王爷爷，你看——”他指向一片长势特别好的麦田，“那是我娘和我们一起种的，苗比别处都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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