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孙走的时候是春天。北线的春天每年都来得很慢，那一年却来得特别急。三月没到头，松树的新芽已经冒满了枝头，火坑旁边的碎石缝里钻出了比往年更多的野草，细瘦的绿茎顶着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白色花苞，在清晨的寒风里瑟瑟发抖，但就是不倒。他把止疼药加到了一倍剂量又减到了一半——不是因为膝盖好转，是因为他的胃开始受不了药的副作用。林素问在日志本上找到了一个记录，“老孙今天吐了两次，早饭没吃，午饭喝了半碗粥，说粥太稀，自己往里面加了一勺土豆泥。”后面没有任何批注。土豆泥是复始帮他盛的。
他最后一个月不怎么出板房了。他的床被挪到了靠窗的位置，窗外正对着那棵松树和火坑旁边那块铁板。铁板上“火还在烧”四个字是复始描的，蓝色记号笔，描得格外用力，颜色比别的字都深。他躺在床上，隔着窗户看那些字，看松树上跳来跳去的灰羽白腹的鸟——那只鸟的后代，或者后代的后代，已经在观测站的屋檐下筑了窝。有一天下午他把那个接了他焊枪的年轻士兵叫到床前，给了他一串钥匙。钥匙串上有一把是猫厂旧址的门锁，一把是观测站第一代板房的门锁——那间板房早就拆了，锁也没用了——还有一把是他自己工具箱的锁。
“第三把还能用，”老孙说，“前两把别扔。没用，但是重。”年轻士兵接过去，把钥匙串攥在手心里，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最后一天醒着的时候是傍晚。太阳正从穹顶后面沉下去，把整片北线的废墟染成一种很深很深的暗金色。松树的影子从窗户投进来，落在他的被子上，枝杈的轮廓在棉布上轻轻晃动。他醒了，看着天花板，忽然说了一句很清楚的话。“还有一块板子没焊完。”林素问坐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说那块板子她已经让人焊好了，装在新模拟舱上，信号通了两天，一切正常。老孙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哼了一声。那一声很轻，轻得几乎不像哼，像呼出了一口攒了很久的气。但他哼完之后嘴角往上翘了翘，和在工坊里修好一台老设备之后拍拍外壳、骂一句“还能再用十年”的时候一模一样。
他当晚在睡眠中停止了呼吸。观测站日志那天晚上的记录是林素问写的。她的字迹比平时更小、更紧凑，像在用力控制着什么。“孙建国，前情报局技术总工，观测站联合创始人，于今夜在观测站逝世。享年七十一岁。他走的时候窗外松树的影子落在他身上。火坑里的火还烧着。”没有更多的词。名字是老孙的真名，他在观测站待了这么多年，大多数人只知道他叫老孙，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全名。林素问知道，她记得每一个人的全名。
葬礼在第三天举行。老孙生前说过一次——不是嘱咐，是某天夜里在火坑旁边喝着劣质白酒时顺嘴说的——“我要是哪天不在了，别给我搞那一套一套的。烧了，撒北线，撒在松树底下，别撒太多，影响土质。”他说完之后想了想，补了一句，“也不用全撒。留一小撮放在工坊的零件柜里。那里冬暖夏凉。”所有人都笑了，以为他在开玩笑。他没有开玩笑。
林素问把骨灰分成了三份。一份埋在松树下，一份撒在观测站周围的废墟上——那片废墟他走了无数遍，每一块残骸都记得他弯腰翻找零件的姿势。最后一份装进一个战前军用信号弹的空铝壳里，拧紧盖子，贴了一张标签，放进了一号板房——现在是观测站的设备维修间——那个永远乱中有序的零件柜最上层。标签上的字是老孙自己的笔迹，是他在某一次整理零件柜时顺手写在一张胶带上贴在那个空铝壳上的。当时那个铝壳里放的是一把备用的焊枪头。他写的是：“备用。别扔。”
观测站没有因为老孙的离开而停顿。不是不需要停顿，是不能。所有人都在第二天继续做自己手里的事——林素问照常去培养室做例行神经响应检查，艾琳照常去模拟舱调试新一批的沟通协议参数，那个年轻士兵照常拎着工具箱在板房之间走来走去，修门轴、换密封条、加固被风掀起的屋顶。他在修培养室窗户的密封条时忽然停了一下，低头看着手里那把螺丝刀。那把螺丝刀的握柄上缠着两圈老孙用过的防滑胶带，胶带边缘磨得起毛，颜色从黑褪成灰。他把螺丝刀翻过来，用拇指摸了摸那圈胶带，然后继续拧他的螺丝。
复始在日志本上写了一行字。她刚学会写连笔字，有的笔画还歪歪扭扭，但她坚持不用拼音。“孙爷爷走了。他说工具箱第二层是给我的。里面有一把新的螺丝刀。我会用。”后面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螺丝刀，握柄上的防滑胶带被她涂成了蓝色。
观测站的第十一年就这样开始了。韩云初的数据重建进度在这一年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二，她把全部开源协议文档翻译成了十二种语言——不是系统加密协议里的那些机器语言，是给普通人看的语言。她说普通人不需要懂神经频谱和编译协议，但他们需要知道“如果有人告诉你，你的脑子不再属于你自己，你有权利说不对”。这句话被印在开源协议用户手册的第一页，用十二种语言并排排列。其中一行是中文。在“不对”这个词旁边，她加了一个注释。注释写的是：“在碳硅融合研究的内部编码中，这个概念的对应信号是锚点密度的第一次自主跃升。该信号的发现者是一个在战时被系统标记为‘异常’的个体。他的名字不在此处公开，但他的代号被记录在观测站日志第一本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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