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南洋,季风带着咸涩的海味,卷着内陆战火的硝烟,在伊洛瓦底江的浊浪与马六甲海峡的涛声中交织。仰光郊外的“南华垦殖局”木牌,在毒辣的日头下泛着白,门前那条被踩踏得发亮的土路,每天天不亮就排起长龙——通过各种渠道运输的从中国内陆涌来的难民像一条流动的河,漫过荒草丛生的堤岸,在垦殖局的竹棚外汇聚成海。
人群里,穿着破军装的国军溃兵正低头擦拭生锈的步枪,枪托上“党国”的刻字已被磨平,他身旁的战友揣着整建制投诚时领到的“垦殖证”,证上盖着的红色印章还带着油墨香;失去土地的农民背着豁口的陶缸,缸里装着仅存的稻种,那是他从被炮弹炸烂的田埂里刨出来的;被战火焚毁商号的绸布商,怀里紧紧裹着半匹没烧完的云锦,布角还留着焦痕,却仍能看出江南织造的精致。他们的草鞋沾满泥浆,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蚊虫叮咬的红肿,但望向垦殖局公告栏的眼睛里,都燃着一簇微弱却执拗的光——那是对“分田百亩、农具配给”的向往,是对“三年免税、子女入学免费”的信靠,红色油墨写就的承诺在南洋的烈日下,比任何旗帜都更能安抚迁徙路上的惶恐。
为接住这股奔涌的人潮,徐渊的贸易网络像一张铺开的巨网,在东南亚的海陆间高速运转。仰光港的码头吊杆日夜不歇,澳大利亚货轮卸下的小麦堆成金黄的山,麻袋上“墨尔本”的字样被雨水泡得发胀;泰国驳船运来的大米用竹筐分装,筐沿印着的佛塔图案在江风中摇晃;从上海运来的粗布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被裁成成衣,缝纫机的“哒哒”声混着难民孩子的啼哭,倒有了几分烟火气。更让人安心的是卫生站的药箱——除了徐渊控制的区域内少量产出外,还有从欧洲秘密采购的青霉素,装在棕色玻璃瓶里,标签上的德文还没来得及撕掉;奎宁药片用防潮纸包着,是防疟疾的救命药,这些通过香港洋行、新加坡侨商辗转送来的物资,像毛细血管里的血,一点点渗透进移民聚集的土地。
武装护卫队的巡逻艇在湄公河上划出白色的浪痕,艇上的机枪手紧盯着两岸的密林——那里藏着觊觎难民财物的缅北匪帮,也有想趁机捞好处的地方武装。前几日刚在曼德勒郊外打了一仗,护卫队的队长带着伤,胳膊上缠着上海产的绷带,却仍站在船头用望远镜了望,他身后的队员正往步枪里压子弹,枪是徐渊从欧洲军工厂订的,没办法时间太短,局势不稳定下本地稳定产出还是奢望。枪身还带着新出厂的蓝钢光泽。沿途的补给站支着帆布帐篷,锅里的米粥冒着热气,穿蓝布褂子的侨眷正给难民分碗筷,碗是从曼谷瓷厂订的,粗陶碗沿带着手作的温度。
夕阳西下时,垦殖局的登记处还在忙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在登记表上按下手印,孩子手里攥着块从补给站领的米糕,嘴角沾着白花花的粉。远处的田埂上,新来的难民正跟着老移民学用锄头,锄刃劈开南洋的红土,露出底下肥沃的黑壤。徐渊站在了望塔上,望着这片被汗水与希望浸润的土地,风里传来柴油发电机的轰鸣与孩子们的读书声——那是临时学校里,老师正教认“华夏”两个字。他知道,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正在用锄头与双手,在异乡的土地上,种下属于他们的新生……
天刚蒙蒙亮,伊洛瓦底江平原的晨雾还没散尽,李铁柱就扛起锄头走出了茅草屋。他是1948年从河南逃荒被“老乡”介绍过来的,带着妻子秀莲和两个孩子,在南华垦殖局分到了一百亩荒地。屋前的空地上,几个邻居已经在收拾农具——有垦殖局配给的美式军用铁锹,也有自制木犁,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那是垦殖局派来翻耕大片荒地的,只需要移民们后续平整、插秧。
秀莲提着竹篮跟在后面,里面装着红薯干和水壶,篮子底下还压着一小块盐巴——这是垦殖局每月发放的生活物资之一。“慢点走,昨晚的露水重,别滑着。”秀莲叮嘱道,脚下的泥土湿润松软,是刚被拖拉机翻过的,散发着青草和泥土的腥气。这片曾经的罂粟田,如今被划分成一块块整齐的田垄,每十户移民组成一个互助组,共用一头耕牛和一套灌溉工具。
上午的活儿是平整土地、挖排水沟。李铁柱和邻居们光着脚踩在泥里,锄头起落间,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浸透了粗布短褂。正午时分,日头最毒,他们就躲到田边的菩提树下歇晌,啃着红薯干,喝着凉水。秀莲则在附近的小溪边洗菜,溪水是从伊洛瓦底江引来的,清澈见底,偶尔能看到小鱼游过。“听说下个月垦殖局要派水稻专家来,教咱们种高产稻,说一亩能收三百斤呢!”隔壁的王木匠一边擦汗,一边兴奋地说道,引来一片附和——在老家,一亩地能收一百五十斤就不错了。
下午的任务是播种。垦殖局发放的稻种颗粒饱满,是从泰国引进的改良品种,李铁柱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撒进整好的苗床,再盖上一层薄土。秀莲则带着孩子们去附近的移民村小学,大儿子要上学识汉字,小女儿则在村口的空地上跟着其他孩子玩耍,远处有南华自卫军的巡逻队经过,他们背着冲锋枪,腰间挂着手榴弹,看到孩子们会笑着招手——正是这些护卫队,驱散了附近的匪帮,让移民们能安心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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