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南洋，季风带着咸涩的海味，卷着内陆战火的硝烟，在伊洛瓦底江的浊浪与马六甲海峡的涛声中交织。仰光郊外的“南华垦殖局”木牌，在毒辣的日头下泛着白，门前那条被踩踏得发亮的土路，每天天不亮就排起长龙——通过各种渠道运输的从中国内陆涌来的难民像一条流动的河，漫过荒草丛生的堤岸，在垦殖局的竹棚外汇聚成海。
人群里，穿着破军装的国军溃兵正低头擦拭生锈的步枪，枪托上“党国”的刻字已被磨平，他身旁的战友揣着整建制投诚时领到的“垦殖证”，证上盖着的红色印章还带着油墨香；失去土地的农民背着豁口的陶缸，缸里装着仅存的稻种，那是他从被炮弹炸烂的田埂里刨出来的；被战火焚毁商号的绸布商，怀里紧紧裹着半匹没烧完的云锦，布角还留着焦痕，却仍能看出江南织造的精致。他们的草鞋沾满泥浆，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蚊虫叮咬的红肿，但望向垦殖局公告栏的眼睛里，都燃着一簇微弱却执拗的光——那是对“分田百亩、农具配给”的向往，是对“三年免税、子女入学免费”的信靠，红色油墨写就的承诺在南洋的烈日下，比任何旗帜都更能安抚迁徙路上的惶恐。
为接住这股奔涌的人潮，徐渊的贸易网络像一张铺开的巨网，在东南亚的海陆间高速运转。仰光港的码头吊杆日夜不歇，澳大利亚货轮卸下的小麦堆成金黄的山，麻袋上“墨尔本”的字样被雨水泡得发胀；泰国驳船运来的大米用竹筐分装，筐沿印着的佛塔图案在江风中摇晃；从上海运来的粗布在临时搭起的工棚里被裁成成衣，缝纫机的“哒哒”声混着难民孩子的啼哭，倒有了几分烟火气。更让人安心的是卫生站的药箱——除了徐渊控制的区域内少量产出外，还有从欧洲秘密采购的青霉素，装在棕色玻璃瓶里，标签上的德文还没来得及撕掉；奎宁药片用防潮纸包着，是防疟疾的救命药，这些通过香港洋行、新加坡侨商辗转送来的物资，像毛细血管里的血，一点点渗透进移民聚集的土地。
武装护卫队的巡逻艇在湄公河上划出白色的浪痕，艇上的机枪手紧盯着两岸的密林——那里藏着觊觎难民财物的缅北匪帮，也有想趁机捞好处的地方武装。前几日刚在曼德勒郊外打了一仗，护卫队的队长带着伤，胳膊上缠着上海产的绷带，却仍站在船头用望远镜了望，他身后的队员正往步枪里压子弹，枪是徐渊从欧洲军工厂订的，没办法时间太短，局势不稳定下本地稳定产出还是奢望。枪身还带着新出厂的蓝钢光泽。沿途的补给站支着帆布帐篷，锅里的米粥冒着热气，穿蓝布褂子的侨眷正给难民分碗筷，碗是从曼谷瓷厂订的，粗陶碗沿带着手作的温度。
夕阳西下时，垦殖局的登记处还在忙碌。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在登记表上按下手印，孩子手里攥着块从补给站领的米糕，嘴角沾着白花花的粉。远处的田埂上，新来的难民正跟着老移民学用锄头，锄刃劈开南洋的红土，露出底下肥沃的黑壤。徐渊站在了望塔上，望着这片被汗水与希望浸润的土地，风里传来柴油发电机的轰鸣与孩子们的读书声——那是临时学校里，老师正教认“华夏”两个字。他知道，这些背井离乡的人，正在用锄头与双手，在异乡的土地上，种下属于他们的新生……
天刚蒙蒙亮，伊洛瓦底江平原的晨雾还没散尽，李铁柱就扛起锄头走出了茅草屋。他是1948年从河南逃荒被“老乡”介绍过来的，带着妻子秀莲和两个孩子，在南华垦殖局分到了一百亩荒地。屋前的空地上，几个邻居已经在收拾农具——有垦殖局配给的美式军用铁锹，也有自制木犁，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声，那是垦殖局派来翻耕大片荒地的，只需要移民们后续平整、插秧。
秀莲提着竹篮跟在后面，里面装着红薯干和水壶，篮子底下还压着一小块盐巴——这是垦殖局每月发放的生活物资之一。“慢点走，昨晚的露水重，别滑着。”秀莲叮嘱道，脚下的泥土湿润松软，是刚被拖拉机翻过的，散发着青草和泥土的腥气。这片曾经的罂粟田，如今被划分成一块块整齐的田垄，每十户移民组成一个互助组，共用一头耕牛和一套灌溉工具。
上午的活儿是平整土地、挖排水沟。李铁柱和邻居们光着脚踩在泥里，锄头起落间，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浸透了粗布短褂。正午时分，日头最毒，他们就躲到田边的菩提树下歇晌，啃着红薯干，喝着凉水。秀莲则在附近的小溪边洗菜，溪水是从伊洛瓦底江引来的，清澈见底，偶尔能看到小鱼游过。“听说下个月垦殖局要派水稻专家来，教咱们种高产稻，说一亩能收三百斤呢！”隔壁的王木匠一边擦汗，一边兴奋地说道，引来一片附和——在老家，一亩地能收一百五十斤就不错了。
下午的任务是播种。垦殖局发放的稻种颗粒饱满，是从泰国引进的改良品种，李铁柱小心翼翼地把种子撒进整好的苗床，再盖上一层薄土。秀莲则带着孩子们去附近的移民村小学，大儿子要上学识汉字，小女儿则在村口的空地上跟着其他孩子玩耍，远处有南华自卫军的巡逻队经过，他们背着冲锋枪，腰间挂着手榴弹，看到孩子们会笑着招手——正是这些护卫队，驱散了附近的匪帮，让移民们能安心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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