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晟在雅加达的促进会总部设在唐人街一栋殖民时期的红砖洋楼里，二楼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东南亚地图，标注着密密麻麻的华人聚居点与迁徙路线。他身着白色中山装，指尖划过苏门答腊岛的标记，对围坐的分会负责人沉声道：“殖民当局视我们为摇钱树，土着族群视我们为入侵者，唯有建立自己的家园，才能挺直腰杆。”话音刚落，马尼拉分会会长递上一份泛黄的请愿书，上面按满了数百个华人的指印——吕宋岛的华人庄园主们刚遭遇土着武装的劫掠，殖民警察却袖手旁观，这让“迁徙建国”的呼声愈发迫切。
为破除信息壁垒，促进会创办的《新民周报》采用中、英、马来三种文字印刷，头版连载《南华公民权利法案》节选，用“免税三年”“土地分配”等实打实的政策吸引华人；而在西贡的华人戏院，每晚都循环放映仰光新城区的纪录片——镜头里，柏油马路旁的住宅区整齐排列，学校的琅琅书声与工厂的机器轰鸣交织，与当地华人拥挤破败的贫民窟形成鲜明对比。更具号召力的是“文化迁徙”计划：越南顺化的华人学者组建“南华典籍保存会”，将祖传的经史子集装箱，由武装护卫队护送北上；菲律宾马尼拉的华侨中学里，校长在最后一课上举起《南华中小学教材》，“带着知识去建国，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受歧视”，话音未落，全场师生齐声高呼“南华万岁”，次日便有三百余名师生登上前往仰光的货轮。
印尼的迁徙浪潮尤为壮阔。爪哇岛的华人商会联合出资，购置了二十艘远洋货轮，组建“南华迁徙船队”，并招募退役的华人军官担任护卫——他们配备着从荷兰殖民军手中缴获的步枪与机枪，在马六甲海峡击退过三波海盗袭击。当船队抵达仰光港时，徐渊亲自登船迎接，看着满脸疲惫却眼神坚定的华人移民，他握住领头商会会长的手：“你们不是难民，是南华的开国元勋。”这句承诺被《新民周报》大幅刊登，更激起了南洋各地华人的迁徙热情，到1952年底，仅通过促进会迁徙至南华的华人就已超过三百万人。
在仰光新城区的建设工地上，徐渊戴着安全帽，脚踩泥泞，看着推土机平整土地。他推行的“三年基建计划”堪称严苛：所有适龄男性移民需参与义务劳动六个月，每月可领取粮食与津贴，而表现优异者可优先获得住宅区土地。为解决技术短缺问题，他从香港、新加坡欧美等地高薪聘请工程师团队，同时创办“南华工业专科学校”，首批招生便开设了建筑、机械、电力三个专业，教材由留洋归国的学者编写，课堂上既讲授理论知识，也安排工地实践。
教育与法律是徐渊巩固统治的两大支柱。南华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徐渊站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面对两千余名新生宣布：“无论你来自南洋哪个角落，无论你的族群是什么，南华的学校向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开放。”但这包容背后有着明确的权力边界：大学的校长、系主任清一色由华人学者担任，核心专业的招生名额华人占比不低于70%；而《南华基本法》虽明文规定“各族群一律平等”，但“国防、外交、财政”等核心权力部门，正职官员全部由徐渊亲信的华人将领与谋士担任，少数民族官员仅能担任副职或地方行政长官。
社会治安的维护则依赖“南华警察部队”与“南华国防军”的双重保障。警察部队由华人退役军人与当地招募的少数民族青年组成，华人军官占比达80%，他们配备着美国援助的手枪与无线电，在城镇街区设立岗哨，严厉打击抢劫、走私等犯罪行为；而国防军则驻扎在边境与战略要地，装备着从美国获得的步枪、机枪与迫击炮，既防备缅甸残余地方武装的袭扰，也威慑周边国家的觊觎。在法律执行上，徐渊坚持“铁腕原则”：1952年，仰光发生一起华人商人欺诈少数民族农民的案件，徐渊亲自下令判处商人有期徒刑五年，并公开销毁欺诈所得货物，“南华的平等不是口号，谁破坏族群和谐，谁就是南华的敌人”，这一判决让少数民族对南华政府的信任度大幅提升。
人才培养上，徐渊尤为重视军事与医学。南华大学军事学院的学员多来自移民中的退役军人与适龄青年，由国民党残余势力派出的军官担任教官，课程涵盖战术指挥、武器操作等实战内容；而医学院则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合作，培养本土医护人员，在各地设立诊所，为移民与当地居民提供免费医疗——这一举措不仅赢得了民心，更让南华在疫情防控中占据优势，1952年雨季爆发的疟疾疫情，因医护人员及时介入，仅用一个月便得到控制，相较于周边国家的死亡率，南华的防控成效堪称奇迹。
徐渊在紧锣密鼓的为着扩展自己的势力边界努力，国际博弈的暗流汹涌也是代表着此时多方势力的试探与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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