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的权力根基,建立在“分而治之、相互制衡”的逻辑之上。陈济晟的南华政府掌控经济命脉,却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曾维献的军政府手握重兵,却依赖南华的资本与技术进行建设。两人直接对徐渊个人负责,定期通过加密电报或秘密会晤向理事长汇报工作,彼此之间既相互协作,又存在天然的制衡——南华需要缅北的资源供应,缅北需要南华的经济支持,而这一切合作的枢纽,都掌握在徐渊手中。
联盟联合武装力量的部署,更是暗藏玄机:装甲部队、空军基地主要驻扎在缅北,既用于震慑当地势力,也可应对北方邻国的潜在威胁;海军舰队则以新加坡为母港,掌控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而香港作为徐渊的“指挥中枢”,只驻扎少量精锐卫队,凭借港英政府的中立地位,成为各方势力无法轻易触碰的“安全岛”。徐渊退居幕后,不直接干预两地的具体政务,却通过管理委员会这个“中枢神经”,以及联盟联合武装力量这个“铁拳”,确保两大政治实体始终沿着他设定的轨道前行,既不会因权力过大而脱离掌控,也不会因相互猜忌而产生分裂。
徐渊深知,南华与缅甸的差异堪称天壤之别。南华是商业社会,华人占主体,民众受西方教育影响较深,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活稳定;缅甸则是农业与游牧社会,族群复杂(克钦族、掸族、缅族等数十个民族共存),民众更看重部落利益与生存保障。若用一套治理模式生搬硬套,比如在缅北推行南华的商业政策,或在南华实行军管统治,必然引发强烈反抗。分而治之,让熟悉南洋商业规则的陈济晟打理南华,让擅长军事与高压治理的曾维献坐镇缅北,既能最大限度发挥两人的优势,又能减少管理摩擦,让社会尽快恢复秩序,降低治理成本。
南华的华人精英阶层,大多是商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与政治话语权;缅北的军政集团,以军人、部落领袖为主,更看重权力与资源分配。这两大群体虽共同效忠徐渊,但利益诉求与思维模式截然不同。若将他们置于同一行政框架内,必然会为了资源分配、政策倾向而激烈争斗,消耗联盟的内部力量。将他们拆分到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给予各自一定的自主空间,让南华的精英们专注于发展经济,让缅北的军政集团专注于维持稳定与资源开发,既能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能将内部竞争转化为良性的发展竞赛——南华的经济繁荣可为联盟提供更多财政支持,缅北的资源开发可为南华的产业提供原料保障,形成互补共赢的局面。
此时的国际局势波谲云诡:新中国成立,意识形态的对立日益明显;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虽元气大伤,但仍试图维持在东南亚的残余势力;美国则急于在亚洲建立反共防线,积极扶持亲美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在东南亚仍有一定的人脉与影响力。一个统一的、领土庞大的“徐氏帝国”,必然会成为各方势力共同敌视的目标,面临被封锁、围剿的风险。
而“中南联盟”的架构,恰好规避了这一风险:南华可以包装成“华人民族自决的产物”,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西方殖民国家、周边邻国建立外交关系,争取经济合作与外交承认;缅甸的军政府则可打着“维护地区稳定、打击分裂势力”的旗号,与周边国家进行军事互信谈判;徐渊本人则以“联盟理事长”的身份,隐身于幕后,既不直接暴露在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又能通过理事会掌控全局。这种模糊的身份定位,让联盟既能与新中国保持贸易往来,又能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还能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维持联系,为自身争取到宝贵的发展缓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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