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的权力根基，建立在“分而治之、相互制衡”的逻辑之上。陈济晟的南华政府掌控经济命脉，却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曾维献的军政府手握重兵，却依赖南华的资本与技术进行建设。两人直接对徐渊个人负责，定期通过加密电报或秘密会晤向理事长汇报工作，彼此之间既相互协作，又存在天然的制衡——南华需要缅北的资源供应，缅北需要南华的经济支持，而这一切合作的枢纽，都掌握在徐渊手中。
联盟联合武装力量的部署，更是暗藏玄机：装甲部队、空军基地主要驻扎在缅北，既用于震慑当地势力，也可应对北方邻国的潜在威胁；海军舰队则以新加坡为母港，掌控马六甲海峡的航运通道；而香港作为徐渊的“指挥中枢”，只驻扎少量精锐卫队，凭借港英政府的中立地位，成为各方势力无法轻易触碰的“安全岛”。徐渊退居幕后，不直接干预两地的具体政务，却通过管理委员会这个“中枢神经”，以及联盟联合武装力量这个“铁拳”，确保两大政治实体始终沿着他设定的轨道前行，既不会因权力过大而脱离掌控，也不会因相互猜忌而产生分裂。
徐渊深知，南华与缅甸的差异堪称天壤之别。南华是商业社会，华人占主体，民众受西方教育影响较深，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活稳定；缅甸则是农业与游牧社会，族群复杂（克钦族、掸族、缅族等数十个民族共存），民众更看重部落利益与生存保障。若用一套治理模式生搬硬套，比如在缅北推行南华的商业政策，或在南华实行军管统治，必然引发强烈反抗。分而治之，让熟悉南洋商业规则的陈济晟打理南华，让擅长军事与高压治理的曾维献坐镇缅北，既能最大限度发挥两人的优势，又能减少管理摩擦，让社会尽快恢复秩序，降低治理成本。
南华的华人精英阶层，大多是商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与政治话语权；缅北的军政集团，以军人、部落领袖为主，更看重权力与资源分配。这两大群体虽共同效忠徐渊，但利益诉求与思维模式截然不同。若将他们置于同一行政框架内，必然会为了资源分配、政策倾向而激烈争斗，消耗联盟的内部力量。将他们拆分到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中，给予各自一定的自主空间，让南华的精英们专注于发展经济，让缅北的军政集团专注于维持稳定与资源开发，既能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又能将内部竞争转化为良性的发展竞赛——南华的经济繁荣可为联盟提供更多财政支持，缅北的资源开发可为南华的产业提供原料保障，形成互补共赢的局面。
此时的国际局势波谲云诡：新中国成立，意识形态的对立日益明显；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虽元气大伤，但仍试图维持在东南亚的残余势力；美国则急于在亚洲建立反共防线，积极扶持亲美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在东南亚仍有一定的人脉与影响力。一个统一的、领土庞大的“徐氏帝国”，必然会成为各方势力共同敌视的目标，面临被封锁、围剿的风险。
而“中南联盟”的架构，恰好规避了这一风险：南华可以包装成“华人民族自决的产物”，以独立国家的身份与西方殖民国家、周边邻国建立外交关系，争取经济合作与外交承认；缅甸的军政府则可打着“维护地区稳定、打击分裂势力”的旗号，与周边国家进行军事互信谈判；徐渊本人则以“联盟理事长”的身份，隐身于幕后，既不直接暴露在国际政治的风口浪尖，又能通过理事会掌控全局。这种模糊的身份定位，让联盟既能与新中国保持贸易往来，又能与西方国家开展经济合作，还能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维持联系，为自身争取到宝贵的发展缓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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