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16日的清晨，哈尔滨还沉浸在初夏的薄雾里，松花江的水汽在朝阳初升时氤氲成纱，几只江鸥从雾中穿出，翅膀掠过江面，留下浅浅的涟漪。林默站在东北工业规划局新建的三层观测台上，手指被晨露浸得微凉，他调整着望远镜的焦距，视野里那些半个月前还是一片嫩绿的麦田，现在已经泛起一层淡淡的、近乎透明的黄色——那是灌浆期小麦特有的色泽，是丰收的第一个信号。
风从北边吹来，带着黑土地特有的、湿润的腐殖质气息。林默深深吸了口气，放下望远镜，指尖在栏杆上轻轻敲击着。远处，城市的轮廓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烟囱已经开始吐出白烟，新一天的生产正要开始。
“林工！”
脚步声从楼梯处传来，农业局技术科长陈明夹着一沓厚厚的文件快步走来，腋下的文件袋被晨雾染得微微发潮。他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上还沾着雾气，显然是匆匆赶来。
“全省的作物长势监测报告出来了，”陈明说着，抽出最上面那份文件递过来，纸页在晨风中哗啦作响，“好消息，一类苗的比例已经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二，二类苗百分之二十五，三类苗只剩百分之三了。最可喜的是咱们的‘抗倒伏一号’，您看这数据——”
林默接过文件，目光迅速扫过那些用钢笔工整填写的表格。字迹有些潦草，看得出是连夜赶出来的，但每一个数字都清晰可辨。当看到“预计夏粮总产可达四百万吨”那一行时，他的眉头微微舒展，手指在那个数字上停留了片刻。
四百万吨。这个数字在纸面上是安静的，但林默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粮仓将被填满，意味着前线的战士可以有更充足的补给，意味着这个历经战火的大地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通知各地，”林默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从今天起，全面进入‘三夏’关键期。三十天，我们要在三十天内完成夏收、夏种、夏管三大任务，每一粒粮食都要归仓，每一寸土地都不能耽误。”
陈明迅速记录着，钢笔在笔记本上沙沙作响。这时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薄雾开始消散，观测台下的城市渐渐清晰起来。街道上开始有人走动，自行车的铃声清脆地划过清晨的空气。
“另外，”林默转身望向南边的田野，“让气象站每天三次报送天气情况，特别是雷雨预警，要提前二十四小时发出。今年的麦子长得密，经不起大风大雨。”
“是，我这就去安排。”
陈明转身离开，皮鞋踏在木楼梯上发出咚咚的声响。林默重新举起望远镜，这次他看得更远了。在视线的最边缘，那些金黄色的麦田一直延伸到天边，与初升的太阳连成一片。他知道，在那片金色之下，有一场无声的战役已经打响。
五天后的凌晨四点，佳木斯郊外的红星农场还笼罩在深蓝色的天幕下，但打谷场上已经灯火通明。五十台联合收割机整齐地排列成三行，每一台都擦得锃亮，红色的油漆在灯光下泛着金属的光泽。农机手们围成一圈，哈出的白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薄雾，他们裹着厚棉袄，搓着手，眼睛都盯着站在一台收割机上的技术员小张。
小张才二十二岁，是省农技校的第一批毕业生，个子瘦小，但说话声音洪亮。他手里拿着一根细长的木棍，指着收割台上复杂的机械结构：“都看清楚了，今年麦子长得比往年都密，秆子也粗，收割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速度控制。太快了容易堵，一堵就是半个钟头耽误了；太慢了，后面晾晒的时间就不够了。”
他跳进驾驶座，发动了机器。柴油机的轰鸣声撕裂了凌晨的寂静，惊起了远处树林里的一群麻雀。小张调整着操纵杆，收割台缓缓降下，离地面只有十公分的距离。“看见没？这个高度刚好，割得干净，又不带土。还有这个滚筒转速——”
农机手们围得更近了，有几个老师傅眯着眼睛仔细看着，不时点头。他们是去年才学会开这些“铁牛”的，以前都是用镰刀，一天最多割一亩地，现在开着这家伙，一天能收三十亩。但越是先进的东西，就越要小心伺候，这是他们这几个月来最深的体会。
不远处的烘干车间里，车间主任老王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在做最后的调试。三座十米高的烘干塔像巨人一样耸立在黎明前的黑暗里，铁皮外壳在灯光下泛着冷光。老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以前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干过，后来参加了工会，现在是车间的负责人。他用手摸着烘干塔的外壁，感受着机器运转时传来的微微震动。
“温度要控制在四十五度，”他对身边的年轻人说，“不能高，高了粮食就熟了；不能低，低了就烘不透。这个度要拿捏得准。”
年轻人点着头，眼睛盯着仪表盘上跳动的指针。他们是新招来的技工，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学东西快，干活也踏实。其中一个叫二虎的小伙子低声问：“王主任，这机器一天真能烘干三百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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